注册

易中天:走近顾准


来源:凤凰读书

人参与 评论


三、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现在想来,少年得志的顾准,确实是天真了点。他只知道天亮了,解放了,革命成功了,人民胜利了,却不知道夺取全国政权,这才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后面的路还长得很、尤其是改造国民性,建设新文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那可真是任重而道远。事实上,正是顾准所受的这些无妄之灾,促使他认真思考”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后该怎么办),但这是后话。

1957年以前的顾准,却是书生气十足。照他看,参加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现在革命胜利了,还不能随便说话吗?他哪里知道,他的那些仗义执言甚至半开玩笑的话,后来统统成了罪状。比如,刚到中科院时,顾准曾说过:我当官当不好,来庙里当个坐得住的和尚总行吧?这是玩笑话,至多也就是发牢骚,却被认为是反党。因为这话明摆着就是对1952年的处分不满,而这个处分是组织上给的。因此,对处分不满,就是对组织不满,也就是反党。看来,

依照这些批判者的逻辑,一个人无论受了什么处分,也无论这处分是否正确,都应该跪下来,感恩戴德地”谢主隆恩“才是。

顾准的另一条罪状,则是在黑龙江坝的选址问题上和苏联专家意见相左。顾准坚持自己的意见,原本不过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但在批判者看来,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苏“,而”反苏“就是”反社会主义“。既”反党“,又”反社会主义“,不是”右派分子“又是什么?

不必一一列举了。逻辑变成了这个样子,还有什么真理可言道理可讲?而当权力者存心要置某人于死地,并诉诸”群众运动“时,你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可能是自投罗网。面对接二连三的批判,顾准所能做的,也就是在紧抿的唇边带着几分嘲讽之意,睿智的眼睛里流露出睥睨的目光。

这就进一步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怒。

的确,顾准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整治、批判和迫害,还不在或不完全在于他的口出狂言或信口开河,更在于他的”得理不让人“。他这个人,平时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还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让。他顶撞上级部门,顶撞苏联专家,就因为他有理么!甚至在沦为阶下囚、俎上肉时,只要他认为真理在自己一边,也”不向恶魔让寸分“。这就坏事了。在顾准自己,是”坚持真理“,在别人看来,则是”顽固对抗“。好嘛,那就先杀杀你的威风,扫打你的气焰。这正是顾准在”同类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别厉害、挨打次数特别多的原因之一。顾准总是书生气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讲道理。他哪里知道,整人可并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要什么理?自然是”整你没商量“。甚至,当整人被视为”革命行动“时,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事就变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权威。”革命“这个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顾准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还有理呢!你不让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脚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会让?你和他们讲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全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转变态度“,”低头认罪“,至少也做”低头认罪“状。再起码,沉默,不吭气,什么也不说,哪怕少说两句,总可以吧?然而顾准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而且还要大声说,当众说。1964年11月,顾准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对欢迎他的家人大声说道:”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1964年,在批判所谓”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会上,当别人都一边倒地慷慨陈辞,或划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身来,以略带嘲讽的目光,睥睨着大批判队伍,铿锵有力地宣布:”我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一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结果怎么样呢?”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头上。而且,因为他”态度恶劣“,这回定的是”极右“。

是顾准不识好歹不知厉害吗?否。如果说”少年得志“时的顾准,确实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么,在吃尽了苦头并被整得死去活来以后,他对自己言行的严重后果应该有着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在他看来,真理和人格比肉体更重要。因此他决不肯轻易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不就是孤立吗?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不就是毒打吗?那好,于脆把脸送过去,让你打个够,反正打死也不就范。不就是低头弯腰”坐飞机“吗?哼!”你别看我前面的头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实,后面的尾巴快翘到天上去啦!“在”文革“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动权威“都紧紧夹着”尾巴“。不少人逢人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起码,也要穿得”朴素“点,”普通“一点,甚至衣衫褴缕,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然而,在明港”五七干校“,”罪行“最重的顾准,不但从不讨好任何人,还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烂衫时,身着西方绅士的背带裤,配西装背心,戴玳瑁眼镜,在众目睽睽之中昂首阔步,一脸对人爱理不理的神态。顾准的傲气、傲骨,并不因多次的批斗和毒打而有所收敛。

顾准”出格“的事情还很多。”文革“初期,当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时,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而且,还要亲手贴到布告牌上,贴上后还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如此公然对抗运动,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没有一身正气一身傲骨一身虎胆,岂是做得出来的?

当然,为了”活下去,并思考“,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里,顾准也曾违心地写过”认罪交代“,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辱的。比方说,他可以承认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却断然不肯承认自己在劳动时”偷奸耍滑“。其实”偷奸耍滑“云云,原不过是”革命左派“为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胡乱找的借口;而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则是为了表示自己”阶级牛争观念强“,时时都在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这类批判会,是最没有道理可讲的。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以谁为靶子,用什么做借口,都往往随心所欲,心血来潮,无非显示”革命左派“有权任意处置”牛鬼蛇神“而已。而且,在”革命左派“看来,”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的人。说你”偷奸耍滑“,那还是轻的。然而顾准却认为这是对自已人格的极大侮辱,因为他一生做事认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偷奸“什么叫”耍滑“,凭于什么要认账?不认账,那就打。打也不认,那就再打。如是者二,一直打得顾准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但是,面对法西斯淫威,顾准却死活不认这个鸟罪。当”革命左派“揪住他,恶狠狠地问”你到底服不服罪“时,顾准高高地昂起头来,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态度大声喊道:”我就是不服!“在场的劳改队员和干校人员,无不为之深深震撼。这就不是傲气,而是骨气了。正是这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使我们一想到顾准这两个字,就肃然起敬,心潮难平。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顾准一身都是才华,而且都长在外面;一身都是骨头,而且也都长在外面。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有了其中一条,便几乎注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顾准却兼而有之。那么,他不受磨难谁受磨难,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四、也有幸免于难的

其实,也并非所有像顾准这样既有才气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会落到他那种下场。

比如钱钟书。

钱钟书也是极有才气的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八个字,用在钱钟书身上,那可真是当之无愧,一点含糊都没有。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就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但如果硬要做比较,无妨说论”学“,钱钟书或略逊于陈寅恪;论”才“,则钱钟书,略高于陈寅恪。比方说,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来写情诗,把那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条变成爱情宣言。如此化腐朽为神奇,连钱钟书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负地说”自来无第二人“。实际上,当今之世,能在治学与创作之间左顾右盼、游刃有余,而且,两方面都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约也就是钱钟书了。这就非有过人的才气而不能为。你看他的《围城》,”写得何等机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语,多到“美不胜收”或者“拥挤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卖弄才情”的批评。卖弄不卖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却总归是事实。这样的书,陈寅恪就写不出。当然,他也不会去写。钱钟书也是有骨气的。他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市侩、风派、软骨头。据说,他曾“情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节操”;对郭沫若和章士钊迎合“上意”撰写《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两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会趋炎附势、献媚邀宠。甚至,他还会“不识抬举”。“四人帮”横行时,上面曾通知他去参加国宴。这在一般人看来,即便不是大大的面子,至少也是“赏脸”,应该“受宠若惊”的。钱钟书却说:“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连忙声明:“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却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来人觉得无法交代,便问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身体不好,起不来,钱钟书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反倒郑重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江青也拿他没办法。其实,这在钱钟书,又算什么!当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却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从贡院前街走回下面胡同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却毫不畏缩惶惊,高视阔步如故。这种风骨气度,与顾准何异?

钱钟书也有傲气。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顾准相比,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本科毕业后,学校想让他留下来读研究院,他却口出狂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顾准就说不出。尽管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已不再“少年气盛”,晚年更是变得恬淡平和,但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会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说,大年初二权威人士来拜年,他居然只开一条门缝,把人家挡在门外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这事顾准也做不出。

钱钟书当然还有书生气。1982年夏天,胡乔木写了几首诗,请钱钟书帮他看看、改改,说是自己“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这在胡乔木,无非表示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要动一两个字,再打个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了。谁知道通晓世故洞察人情的钱先生,居然“书生气又发作了”,把胡乔木的诗改得一塌糊涂,涂改、批注甚多,弄得胡乔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来打圆场。事后,钱钟书去信向胡乔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适”云云。话说得很客气,但那“味儿”谁都听得出来。

这也不奇怪,钱钟书“毕竟是书生,即便再”深自谦抑“,那一份”书生意气“其实是清除不尽的。他和顾准一样,常常有”忍不住“的时候。实在耐不住,就会骂人。于是,钱钟书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笨“,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吴亦是钱钟书敬爱的老师,她还特地让人写下书面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的;后是钱钟书在美国有没有骂过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为什么信得人不多呢?就因为那些话那些事,都带有钱钟书的风格,就像“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很像顾准的脾气一样。的确,无论禀赋、性格、才华、人品,顾准和钱钟书都不乏相同之处。因此,他们都是“文革”后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科学学部最受中青年学者崇敬的人。那时蜇居在八号楼、还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大问题的顾准,身边聚拢了一批中青年“顾迷”;而正在六号楼撰写《管锥编》的钱钟书,身边也聚集着一批中青年“钱迷”。这不但说明,杜绝思想交流,阻碍知识传播,让天下灭绝人性,“只不过是专制主义者一手遮天的病态妄想而已”(高建国《顾准全传》),同时也说明,顾准和钱钟书两人,有着怎样的个人魅力。

然而两人的境遇,却也有天壤之别。

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大体上风平浪静,少有磨难。非但如此,他还颇受“恩宠”。他是《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一说顾问)和《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人,据他自已说,还因此而为“吃一堑,长一智”发明了一句押韵的英文成语。他也可以公然“谢绝”江青的“盛情邀请”,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这种“福份”,顾准连想都不要想。钱钟书即便在“文革”中受冲击,其“最高纪录”也不过挨了一耳光,比起顾准差点被活活打死,岂可同日而语?

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两人身份不同。顾准是党员,钱钟书在党外;顾准是领导干部,钱钟书是专家学者;顾准虽然有名,但那是“官声”,比起钱钟书的“文名”来,就差得远了。总之,顾准很容易被看做“党内异己分子”,钱钟书则多半被尊为“党外社会贤达”。这样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处分也是不同的。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党内的处分总是比党外的重,这也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吧!何况钱钟书又没有犯过案。

这就有意思了。以钱钟书的个性,其实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早就发现他这儿子有一种惹事生非的禀性,便特地给他起了个“默存”的字,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灾。现在我们知道,钱钟书并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却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两个年轻人(董磊和孙小玲)受托去钱家取校样,钱先生居然对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接着钱先生讲了为什么要谨慎从事的道理:如果对方是小人,可能会把你卖了;如果对方是软蛋,可能会去做伪证;如果对方诚实,可能会傻乎乎地招供了你;如果对方可靠,则可能会为了保护你而牺牲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这话说得实在是够世故的。但如果当真世故,又不会说出来。可见钱钟书还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对两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说。因为倘若惹出事来,还可以赖账。又可见,钱钟书还是有点小世故。

说来也是有趣。顾准是搞政治的人,却书生气十足钱!钟书呢,原本是书生,却比顾准更懂政治。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钱钟书就没有掉进去。是年春天,钱氏即有诗曰云:“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风不定”而“雨将来”,那就还是闭上嘴巴,不要“鸣”吧!那天意难测的遥空,已然隐隐地碾着雷霆呢!

然而顾准却听不到雷声。其时他正在中苏联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风声鹤唳,专政机器正张开巨网,专等“毒蛇”出洞,“游鱼”上钩,更不知道他的“反党言论”和“政治问题”在北京已被揭发。心直口快的顾准,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天天发表“右派言论”,弄得自己头上和维吾尔姑娘一样,辫子一大把。这就和钱钟书相差太远。1957年春,钱钟书也在去湖北省亲的旅途中,且反右斗争尚未开始,不少人鸣得正热闹,钱钟书却听得见“隐隐遥空碾薄雷”,知道“啼鸠忽噤雨将来”。他的一生平安,难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五、顾准不是钱钟书

最主要的是,顾准不是钱钟书。钱钟书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就不问政治,却可以不介人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钱钟书还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为帝者师”、“为王者师”;更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可以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那份粮食了。因此他能超脱。

顾准却不能超脱。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对于他来说,革命比读书做学问重要多了。如果说,陈寅恪是以学术为生命并拼死力争,那么,顾准则是以革命为生命并拼死力争的。他不能够把自己从这个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中分离出来。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党籍,他也要大声宣布:“我是共产党员!”

因此,“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别人可以不思考,作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顾准却不能不思考;别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说出来,顾准却不能不说出来。这就是顾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顾准必然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哪怕这个所谓“现实问题”只不过是房子怎么盖,饭怎么吃,怎样既应付上级又不让农民吃亏太多等等。

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真的知道人-一’两足无毛动物‘一一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待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钱钟书确实是活得比较轻松潇洒的。就连做学问,也看不出有丝毫吃力的地方。骆玉明教授说陈寅恪的学问总是用力很重甚至是固执的,钱钟书的学问则显得“通脱而活泼”。但要想学问做得“通脱活泼”,首先得为人“通脱活泼”才行。钱钟书就是这样的人。从季康夫人杨绛的文章中我们得知,钱钟书是既聪明绝世又痴顽透顶的。比方说,他会在大热天里,用毛笔墨汁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那时女儿还是一个小娃娃)。或者把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埋在女儿被子里,听她惊叫然后大笑。总之,钱钟书对待人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甚至对待学问,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而顾准和陈寅恪是少有这种游戏态度的。他们也开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谈笑风生,却不会游戏人生。只有生性顽皮而又看穿一切,远政治而又多谈文艺的钱钟书,才能以游戏的态度艺术的态度看待生活,活得富于情趣和情感。

问题在于钱先生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肮脏。顾准曾不止一次不无沉重地说:“我的手上没有血。”钱钟书的手上又何尝有血?但顾准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价,钱钟书却似乎没有付出过。这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钱钟书没有顾准那么多说不清的关系要交代),却也与钱钟书的处世哲学不无关系。钱钟书基本上是坚守“默默者存”的诫言,闭门不问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责钱先生,认为像钱先生这样面对暴政保持缄默,至少在顾准的光照下应感到“无地自容”。依我看这是苛求了。而且,这种苛求并不好。顾准当然是勇敢的、坚毅的、让人敬仰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顾准。成不了且不说,当真都成了,没准也可怕。要求所有人都成为英雄,其结果很可能是造就一人批暴徒;而承认大家都很平凡普通,其实成不了英雄反倒天下太平,都能过安生日子。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顾准日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人只要有一条底线就可!以了。比方说,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说,不能做亏心事。只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也就无可厚非。在这方面,并不普通的钱钟书倒是为众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很多类型。有顾准那样的,也有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陈寅恪也没有像顾准那样去拿鸡蛋碰石头,明知不可而为之。但陈寅恪同样坚守着他的底线,那就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饭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学问也可以不做,而气节不能亏。所以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读《顾准全传》一样,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是啊,陈寅恪的底线如此之多,还要公开亮出来,他活得怎能不沉重!顾准则不但活得沉重,而且艰难。在那个拒不承认“家雀”生存权利的年代里,公然宣称大多数人不过是“家雀”,是会被群起而攻之的。他不但会被讥为“蓬间雀”,还会被视为“过街鼠”。因为那时“家雀”们都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家雀”,都以为自己是“鲲鹏”。你把“鲲鹏”说成是“家雀”,不是自找麻烦吗?于是,原本也可以做做“家雀”的顾准,便不得不去做“海燕”,并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相关新闻:

[责任编辑:王军]

标签:易中天 顾准 文人 历史

人参与 评论

凤凰读书官方微信

图片新闻

0
凤凰新闻 天天有料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