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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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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不是阿赫马托娃 

丁玲蒙受多年的苦难,苏俄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也是如此,但是丁玲不是阿赫马托娃,她没有那种从苦难中升华,进入普世大爱的精神气象,她的气质、境界、胸怀和眼光离那个层次都还遥远。丁玲一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女性,也是一个思想丰富,才华卓越的大作家,她的一生都在这两者间打转,既使她意气风发,也使她蒙受羞辱。建国初,她以“胜利者”自居,对一些原国统区的老作家态度高傲、轻慢。同样是丁玲,1970年后被单独监禁五年,是靠着背诵幼时母亲教给的古诗篇,才没使自己失去语言功能。丁玲受的苦难超过了阿赫马托娃,但她没有勇气揭露极左文化的罪错,她可能从自己几十年的痛苦经历中悟出:极左力量太强大,惹不起,于是啐面自干。她晚年复出后写了不少作品,除少数外,已失去了年轻时代的锐气,更少了思想的光彩。她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学会了世故,她为了让某老帮她说话,就写颂扬某老的文章,这点倒也无可厚非,阿赫马托娃为了从死亡阴影下救出她的唯一的儿子,也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篇。可是当80年代复出后,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已蔚为潮流,“丁、陈反党集团案”也被彻底平反,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丁玲封口,她却没有写出像巴金那样的反思的文字,更没有向过去伤害过的同志表示歉意或忏悔,这说明什么呢?是她不认为有反思的必要?或是她认为自己当年打击那些同志并不错?丁玲把这些疑问留给了后人,也留给了历史。

丁玲在几十年的苦难中,从没放弃“希望”,这就是祈求领袖为她说话,可是大环境如不发生根本变化,她这个被领袖钦定的“大右派”又如何能够平反?1962年夏,丁玲劳改所在地的农场党委,中国作协党组都同意为丁玲摘去“右派”帽子(不是甄别,更不是平反),也向中央打了报告,可是领袖已决定重提阶级斗争,对国家机关准备为右派甄别一事大发雷霆,斥之为“猖狂之极”,于是一切又都成为泡影。丁玲对领袖又敬又惧,她当然知道,是那篇《再批判》把她一巴掌打成“人民之敌”,但她绝不敢涉及领袖,1960年,丁玲以“右派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在会场上望见毛主席”,她虽然非常想迎上去和老人家说话,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悄悄走到一边去了”。即使领袖已故去,也是虎威犹存。她有一句名言:“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丁玲给自己的受难找到一个“合理化解释”,这就是周扬等耍弄权术、瞒上欺下,一手遮天,蒙蔽领袖,使她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对领袖的信念和对周扬等的憎恶是互为联系的,她将对毛的信念深植心中,也将对手永远盯住,成了她在漫长的艰苦岁月能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丁玲受委屈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上级写申诉信,这是多年形成的一种习惯,“左联”的一个传统就是“集团化”,左联内部纷争的哪一方都期求党的领导的支持和仲裁,丁玲对这套行事方式极为熟悉。丁玲从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中,也从自己的痛苦生活中体会到了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那条“潜规则”:只要能“找上人”,有了实权人物的关照,就可以枯木逢春,逢凶化吉。例如:在1955年“审干”中,几个著名的文艺界领导同志也是因历史问题被定为“变节”,但是他们都很幸运,不在最高领导的关注视野下,同时也一直是周扬的“亲信”,所以波澜不惊,事后还是继续做官。因此,只要有通天的人物伸出援手,就有希望,就是胜利。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丁玲已届八十高龄,为平反自己的冤案,往返奔波,四处求人,吃尽辛苦,令人无限同情。1979年丁玲复出回到北京后,曾主动前往医院看望周扬,她对在文革中受尽苦难的周扬抱有希望,以为周扬会向她伸出援手。谁知周扬为反右的事,向不少人表示道歉,唯独不向丁玲道歉,他的理由是,丁玲是“变节”分子!和周扬的态度一致的还有陆定一、张光年等。周扬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丁玲。在我看来,周扬等如此并非是为了维护所谓“党性原则”,因为在他手下做各路文艺高官,又有所谓“变节”、“自首”历史问题的人不乏其人,只要是周扬一个“圈子”的,都不成为“问题”。周扬等唯独不想放过丁玲,说来还是根深蒂固的“宗派”情结在作祟,他们要用那个“紧箍圈”套在丁玲的头上,一直套到她死!这正说明了周扬人性深处的幽暗。1984年,在胡乔木的帮助下,中央恢复了1940年对丁玲的结论,承认丁玲在南京被国民党软禁的那段历史不属“自首变节”,“四十多年的沉冤得以大白”。丁玲自然感激胡乔木,她发表了不少谈话,对那个时候胡乔木的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予以积极配合。她甚至还写了一首缺乏诗味的“政治表态”长诗《“歌德”之歌》,她一点也不在意读者是否爱读,却说她的这首诗“会有人理解”。对于丁玲晚年的言行,誉之者,如《中流》杂志等称赞丁玲是坚定的“老革命文艺战士”;批评者则称丁玲“错把极左当亲娘”;丁玲又一次成为文艺界、知识界关注的中心。

晚年丁玲高调左倾,虽然也有心情不顺的时候,但总的说来是意气风发,且不无表演的色彩——也就是很刻意地向那些会“理解”她的同志展现她那“虽九死而不悔”的忠诚。周扬呢?他在晚年复出后不向丁玲道歉,揪住毫无意义的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说明他对丁玲成见太深,气局太小,对极左文化的反思尚不能跃过某些重要的“坎”。然而这位驰骋中国文艺界数十年的“大左派”,在文革入狱多年后,思想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75年他刚出狱,就前去看望了冯雪峰,甚至“不知轻重”地上书最高领袖,请求他恢复冯雪峰的党籍,自然没有任何回音。周扬虽然不放过丁玲,却多次向当年受他打击,被迫害的文艺界人士表示道歉,也向陈企霞当面道歉,并帮助他调回北京,安排了新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位文革前的毛意志的坚决的执行者竟转变为1979年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探索者,但是周扬却因此受到批判和冷遇,晚景凄凉,这正是历史的复杂和吊诡。

作者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系《革命吞噬它的儿女: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一书序言,原载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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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媛]

标签:高华 丁玲 革命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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