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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迟到的理解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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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遗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海内外产生相当影响。人们痛惜顾准去世太早,得到理解太晚,这样的思想史悲剧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却不该再发生了。为此,本文作者走访了顾准六弟、《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编辑者——陈敏之先生。现根据陈敏之先生回忆,介绍顾准先生蒙冤受难以及晚年临终的情况,以回应知识界、思想界对这位已故思想家的怀念。

顾准早期在中共党内命运多蹇。抗战前后,他在上海领导职委工作,因与领导意见相左,即遭批判。1949年后任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终因刚直不阿,言行殊异,连遭厄运,而且一次比一次深重,再也没有抬起头来。

第一次冤案发生在1952年。当时,党内在税收具体作法上发生分歧。来自北京方面的指示是,发动工商联成员民主评议。顾准则认为,这一作法可能引起很不公平的后果,应该利用上海民族资本企业帐册俱全这一现代条件,通过“查账征税”的办法,完成税收任务。1952年2月28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赫然刊出顾准“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

之后,顾准即被撤销一切职务,调离上海。

第二次冤案发生在1957年。当时,顾准随中国科学院组团赴黑龙江,勘察中苏边境水利资源。顾准为维护中方主权,抵制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触犯时忌。人未返京,一份反动言论集已整理在案。公开见报的罪名是这样一句话:“现在,让老和尚出来认错已晚了。”顾准抵京,立刻被扣上右派帽子,新账、老账一起算,反复批斗。

第三次冤案发生在1965年。顾准有一外甥,时在清华大学念水利,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在学校清理思想运动中,这个研究会的头头主动坦白交待,引起康生注意。康生意欲从顾准下手,顺藤摸瓜,把同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孙冶方、张闻天编织在一起,打成有组织的反党集团。隔离四个多月的严厉审查,证明在组织上毫无瓜葛,顾准却因此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全国范围内,如此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实属罕见。

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下,顾准上述遭遇,势必祸及妻子儿女。子女出于对父亲的不理解,与之疏远,乃至断绝关系,不难理解。1966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顾准开始了他忧愤满怀的十年研究计划。但是,他内心却割不断对家庭子女的钟情。1962、1963年苦熬心力,译述两大本着作,部分原因即为了挣点稿费,借以改善家庭经济。1969年那么艰困的条件下,他还是买了一只表,准备送给长女;同是在这一时期,他另外准备了一套被褥,打算有一天孩子们会去看他时能用上。离家分居时,他什么也没带出,后来思念心切,从陈敏之处收集子女的照片,一一粘贴在照相簿中。1972年从河南干校回北京,他探询到子女地址,曾写信要求会见,信中说,“现在还谈不上我对你们尽什么责任,不过,我积存了一些钱(补发的生活费)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信中所附,是他刚回北京后拍的八张半身照片,并特别说明,如果子女和亲属中谁看到了想要,可以给他。此外,还有一张他在艰难岁月中节省下来的油票。

1974年9月,陈敏之赴京,与顾准相处了半个月。顾准劝陈敏之,勿为时势所动,从头研究西方史、中国史,并商定了京沪两地的通信讨论方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辑录的顾准思想,就是后来两地通信答疑的结果。在那次会见中,顾准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对子女的思念之情。陈敏之劝他,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似乎同意了这个结论。有一次,他们一起坐在紫竹院湖畔的长椅上,周围异常寂静。顾准情绪激动,长叹一声说:“这个问题,在我总算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深埋在心底而已。他心中蕴藏舔犊之情,随时都会迸发出来。后来病危临终,他对七弟反复说:“我想他们,想得好苦呵,想得好苦呵!”

另一方面,顾准又是个孝子。他虽年届六十,却始终经常牵记九十高龄的老母。从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顾准即肩负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相依为命。1965年,顾准处境恶化,不得不将母亲迁至太原三妹处。1966年,母亲随三妹一家迁来北京,住处与顾准相去不远。终因形势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终未能见面。

不能见面的原因并不复杂。顾准妹夫当时正任部级官员,为避免对他有所影响,顾准和母亲只能回避。1972年前后,母亲曾提出想见见顾准,遭委婉拒绝。年底,陈敏之赴京,也曾设想安排母子见面,亦未如愿。离京前,陈敏之与其妹只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立即通知顾准,让母子在医院见面。

1974年11月初,顾准咯血不止,先于母亲住进了医院。11月1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达病床,顾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时间了。母亲闻讯后提出,要到医院去:“已经十年不见,想去见见。我本来想在我病倒的时候,让老五(指顾准)来服侍我,想不到他现在竟要先我而去了。”老人是噙着泪水说这番话的。噙忍十年的泪水,再也忍不住,默默流淌下来。

老人态度很坚决。路远,可以找出租汽车;楼高,有电梯、手推车。最后还是陈敏之劝阻了母亲,不料却因此造成陈敏之的终生悔恨──母子十年生离,临终死别,顾准走在了母亲前面,还是未能相见!陈敏之当时深虑母子见面一恸,会产生更大的悲剧,故而加以劝阻。事后证明,他由此造成的愧疚却再也不能弥补了。

顾准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陈敏之为疏通其子女对父亲一生的理解,1974年11月9日,曾给顾准长女、长子写有一信。此信在当时顾准尚未摘帽,政治气候尚未解冻的氛围中,需要一些胆识。即使在今天,亦可一读:

“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了解,我敢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作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那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

在家庭关系上,他深深地爱着你们的妈妈。自从你们的妈妈不幸去世以后,他又把全部爱情倾注在你们身上。我相信,这一点,你们是会感觉到的。这一次,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们兄妹五人都见见面。他还问我:如果他这次不幸死去的话,你们会不会去看他?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代你们答复,这只能由你们自己答复。

【——顾准用铅笔在此处加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关于你们爸爸所说的‘害了你们’,我想作一个注解。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两全——既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又顾及家庭,这就是演成目前的悲剧所在。”

陈敏之后来将这一悲剧称为“两代人的悲剧”。然而,有道者不孤,即使是在那个黑暗年代,顾准的精神与思想在青年一代中也不是没有感召者、敬仰者。与陈敏之上述信件相隔八天,临终前顾准收到了一个年青姑娘来信。这封信更可一读:

“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萌(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供(贡)献的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指经济所一锅端到河南息县劳动)象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出现。东岳(河南息县所属)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即使明知这个目标是自欺其(欺)人的,也要向着这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做(作)则的作用。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恳(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这封信写于1974年11月18日。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得,这是个什么年月。顾准当时读信,即在病榻上流下了眼泪。

此信作者叫徐方,小名咪咪,是经济所张纯音女士(已故)之女。1969年11月,经济所迁离北京时,咪咪十五岁,随母南迁。在干校期间,咪咪给予顾准最难得的关心和理解。她常常偷偷地送一些奶粉给顾准补养身体。她对顾准的同情随着理解加深与时俱增,以至顾准成了她年幼心灵最敬仰的人。她与顾准的忘年之交,后来在顾准的遗嘱中得到了反映。

遗嘱立于11月15日。当时,陈敏之根据顾准病中口述,整理出一份如下初稿:

我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来临。

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注:顾准幼子);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百元赠于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顾准看完初稿,认为前面两段是空话,删掉。关于遗体供医院解剖,是他嘱咐陈敏之后添进去的。11月17日修改稿抄录了两份,由他过目以后签了字。

令人感慨的是,顾准遗嘱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孩子们”。当时陪伴他的一位老友为之黯然,称之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使人欣慰的是,顾准这份“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终于在他去世之后得到了理解。

顾准于1974年12月3日凌晨去世。弥留时,经济所吴敬琏在身边。这个当时还年轻的经济学家,遵嘱接过顾准有关希腊史研究遗稿,以后协助《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出版。那本书在八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内广泛流传,教育了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整整一代人。

1982年前后,顾准子女获悉陈敏之处保存有一份父亲的通信笔记,向他索要去传阅。这份笔记就是后来陈敏之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84年2月,大女儿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说:

“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附记”引用了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知父莫如女,尽管这是一份迟到的理解。然而,迟迟不解顾准者,又何止他一个女儿?我们整个社会都是在十年之后蓦然回首,惊讶顾准之先知、顾准之预见!而这个社会最需要思想的时候,这个社会却已经把它所产生的思想家悄悄扼杀了。

“附记”随之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意义远远超越了顾准及其亲人的家庭悲剧:

“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太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

不愧是顾准的女儿,她理解父亲,迟到了十年,却提出了一个十年后的今天也未必已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顾准已听不到这一追问了。他把追问留给了活着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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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军]

标签:顾准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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