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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在顾准身边的最后一个月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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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敏之

五哥病逝至今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再也没有那一个像我的五哥那样,可以向他尽情倾诉,可以和他进行无拘无束的讨论,可以向他请教的人了。两个多月来,每当我想到什么,想按照往日的习惯给五哥写信、向之倾诉,而感觉到他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时,我难以忍受地感到苦恼,感到寂寞。

现在,我写下这些,在九泉下的五哥是不是会知道他的弟弟还在怀念着他,因而精神上得到某种安慰?

我写这些,为了悼念我的五哥,也是为了自己觅取某种慰藉。

医院一月

1974年11月2日(星期六)下午一时许,午饭还没有吃毕,邮递员送来了给我的电报。电报是五哥发来的,说已住院,要我马上去京。看了电报,我预感到情况不好,心中极为不安。

这时距我9月30日离开北京,不过短短一个月。9月30日,国庆前夕。这天北京阴雨,五哥亲自送我上车厢,当时看他精神很好,看不出一点有病的样子,有一点感冒,总以为不久就会痊愈的。离开北京以后,我去银川、兰州、西安转了一圈,10月16日才回到上海。途中我虽然仍写信给他,但因为我在旅途中,他无法给我复信,因此一直到回到上海以后,我们的通信才恢复。

10月29日,收到他10月26日的来信,告诉我:自9月底以来咯血不停(事实上,9月30日我离开北京时,已发现咯血,因为怕引起我不安,瞒着我),并重新发现有低烧,觉得精神疲惫。准备采取过去五嫂对他说的“倒下来再说” 的方针。所里同志看他支撑不住,已写信给重之(五哥的小儿子),要他回来照顾,不知道会不会回来。军宣队这次主动提出要他来上海我这里,但他不愿意来。我立即回了一封复信。表示我坚决不同意“倒下来再说”。并且告诉他:如果重之能回来最好,由重之陪同来上海。如果重之不来,则我准备亲自去京陪他来上海,我同时又给三妹去了一信(五哥来信附去),除了告诉他五哥病情不好外,要她支持重之回来。

11月2日晚上,樱初好不容易给我买到了翌日去京的车票,而且很幸运地买到了一张卧铺。我心里自然是极度焦虑不安的。不过,我还是满怀希望,一俟五哥病情稍有好转,和他一起到上海来继续治疗和休养。

4日下午,我见到五哥,才知道2日他给我发出电报之前,所里军宣队负责同志曾给三妹打过两次电话。第一次通知三妹:五哥已住院,要她去看看,答复是“要研究研究”。第二次又去电话,答复是:“和五哥已十余年无来往”。军宣队要她通知五哥的子女,答复是:“我不知道,你们可以自己去打听。”又说:“上海他有一个弟弟,他愿意照顾,你们可以和他联系。”

三妹在收到我给她的信后,于11月2日曾给了我一个复信。信极简单,寥寥数语:“老五信寄回,没有意见。小弟(即重之)未来京。接到电话,说老五病住院,经济所约已告你。”从这信看来,三妹的态度和五哥告诉我的,可以证实是一致的。

我就是这样再次去京的。

由经济所老张同志(恕我忘了他的名字)陪同我各自骑一辆自行车匆匆赶到医院急诊观察室见到五哥时,我们都非常激动,彼此都强忍着噙着的泪和哽咽的声音,不愿增加哀凄的气氛。他亲切地和我握过手后,对我说:想不到你来得这么快。他告诉我,本来不想要我来京的,这次要我再次去京,在五哥是出于万不得已,而且他可能已预感到这次病情的严重,和往常不同。就在这第一次见面,他对我说:这次从前门进来,要从后门(意指太平间)出去了。随后,他又从衬衣口袋中掏出一个银行存折和积存的粮票交给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对身后的一些事情似乎早有准备。他说话和动作虽然是平静的,但事实上对自己的病似乎已清楚地意识到是无望的。不过,他还是对我说:“希望能早一点住进病房。”这不仅出于护理和治疗方面的方便,这时他对自己的疾病显然还抱有希望,争取能早日治愈,恢复工作能力。几十年来,对于一个平常人来说难以忍受颠簸、坎坷、打击,没有使他折服,疾病当然不可能轻易使他屈膝,更何况他热爱生活,热爱伟大的祖国,在他生命的余年还要继续他已经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对未来的探索。生命对于他是重要的,他决不会轻易放弃。

经济所的同志告诉我:从10月初他就开始咯血。也曾经去就医治疗,但咯血终未能止住。10月16日起,终于支撑不住而卧倒在床(查他的日记,至10月15日日记的写作中止)。又拖延了半个月,一直到11月2日。经济所的领导看他实在不能再拖,才送医院。这时,每天咯血大半痰缸(200—300CC),身体的亏损是可以想象的。因为1973年8月他也曾咯血,医生诊断是支气管扩张,因此,这时我虽然见咯血不止而焦急,但还以为是旧病复发,不疑有他,仍然满怀希望,以为只要咯血能止住,就能逐渐痊愈,并以此劝慰他,我还对五哥说:我保证你从前门出去。

在急诊观察室的几天,为了止住他的大量咯血。医院大夫用了各种止血药物,而且剂量很大,然而仍然无效。11月7日上午,迁入了病房,五哥和我都为之很高兴,因为这就可以作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但是住进病房以后,并没有带来福音。11月11日,主管大夫贺仁通知我,经过化验,痰中发现癌细胞。同时,根据X摄片,确认为肺癌。乍听之下,我震惊得发呆了。接着一阵悲痛,哽咽住了。我知道,这是无望的绝症,生命对于五哥已经不过是时间问题,病魔终将从我手中夺走他,我怎么能抑制得住自己的悲痛!

五哥,我没有瞒他,因为我相信他经受得住。而他,确实也经受住了,显得很平静,好像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终没有唉叹过一声。为了劝慰他,也是为了鼓励他,我对五哥说:你一生是倔脾气,对病也要倔到底,斗争到底。我还说:即使明知等待着你的是什么,也要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迎接它。他欣然点头同意。其实,我说这些都是多余的,他跟我说过:他并不怕死,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学术、政治无能为力了。

他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屈服过,但自然的肌体的抵抗力毕竟敌不过病魔的侵袭,眼看着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委顿了下去。他确曾顽强地为生命的延续斗争过。虽然吞咽十分困难,但还是强迫自己多吃一点东西,以增强肌体的抵抗力。他每天输液的时间多至七八小时,至少也要五六小时,在病榻上不能转辗反侧,但总是忍受了下来,一直到临终的前几天,才加了一副铺板,使他躺在床上稍稍舒服一点。他完全信赖大夫。本来,他对中医的科学性有些偏见,但为了不忍拂逆几位老友的好意,也为了冀求治愈于万一,他毫不勉强地接受了中医和中药的治疗。

他对生活的态度一直是积极的。他怕旷日持久。他的意思显然是不愿意缠绵病榻,既不能工作,又拖累别人。他曾对我说,与其丧失工作能力而活着,不如早点死掉。他对所有来探望他的朋友、同志以及四十余年前就结识的从远地赶来的老朋友,当他们临走的时候都和他们道别。这不是怯懦的语言,正是正视自己的未来命运的勇敢的珍惜的告别。

五哥患的是中心型肺癌,有鸡蛋大小的一个肿瘤生长在靠近心脏旁边,主气管分叉的左侧,因此,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既不能动手术切除(在手术台上就有危险),又不能照光(即深部X光照射或用同位素),惟一可选择的是化疗(即注射化学药剂)。以后经医院同意,同时又结合中医治疗,服用中药。开始化疗的头几天,反应似乎还好,咯血也略见减少,看到似有转机的希望,很高兴。但到十一月下旬以后,病情显著恶化,脉搏增快,自原来的 40~50次/分,增至 100次/分左右,到最后病危时增加至140~150次/分。呼吸困难,竟日竟夜不能离开输氧。12月 1日下午 6时左右憋气严重,一度病危。12月2日下午3时许,两手青紫,牙床紧闭,手足俱冷,一度处于昏迷弥留状态。经抢救后,始苏醒过来。这天晚上我九时多离开医院时,五哥神志还很清楚,虽然口齿不清,说话困难,但他仍一如往常那样说:你走吧,催我回去。我总以为第二天还能见到五哥,哪里知道这次竟成永诀,再也见不到活着的五哥了。

真挚的友情

在五哥整个患病期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五哥生前的一些朋友、同志的关注,特别是几位老友的真挚的友情,令我深深感激。

10月16日五哥病倒在床上以后,林里夫(五哥四十年前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的老同志,老朋友,经济所同事)每天到经济所来为五哥煮饮食,照顾日常生活。进医院以后,经济所领导虽然派了一位同志去照顾,但林仍然每天三次去医院悉心照料;十一月四日我到京后也仍是如此。事情也巧,我到京后的第二天,工宣队进驻经济所,原来经济所长期瘫痪的状态,为之一变,规定人人每天必须上班,不得迟到早退。这样,经济所当然不可能再派干部去医院照顾,而我也正好接替上。虽然如此,林当时每天下班后还是要到医院去探望一下才放心回家,并且总是为五哥鼓信心。当看到我每天上下午两次去医院,一天来回四次,整天在医院照顾,怕把我累垮了,立即要他的女儿皎皎每天上午去医院顶替我,还不时带一些食品给五哥吃。要知道,林在政治上的处境很不好,经济条件尤其困窘。然而为了挽救老友危殆的生命于万一,他根本不顾这一切。

为了争取及早住进病房,为了争取能不能为五哥输一些血,骆公(耕漠)为此去找杨纯(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处奔走多次。为了请林里夫介绍的老中医来会诊,骆公(还有张纯音同志)两次请了假,想方设法去借了或雇了出租汽车陪同一起到医院来。在五哥最后病危的那几天,晚上需要人陪夜,骆和林坚决不同意我留在医院,还准备他们自己陪夜。后来因为经济所其他几位年纪较轻的同志的劝阻,才算作罢。林、骆都已是六十多岁的高龄了,对于他们的这种真挚的关注和感情,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的。

应当在这里提到的还有陈易、翁迪民、何惧等几位。五哥病重住院,几乎每天都去,连他的女儿小群也热心地去找她的同学的母亲来会诊。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何惧,他患肺癌已八年,肿瘤已转移穿孔,据他自己说,他曾被三所医院的大夫判处过“死刑”三次,但还顽强地与疾病斗争着,并且异常乐观地生活着,为了介绍他自己的经验,为五哥鼓信心,还特地到医院来“现身说法”。

在上海的五哥的四十多年前的老朋友李少甫、李燮泉等,当他们从我给樱初的信中获悉五哥患病住院并且是肺癌时,他们立即写信给五哥表示慰问和鼓励。在给我的信中表示了最深切的关怀和劝慰。少甫还终于在11月底藉接他的女儿去上海生孩子为名专程去北京探望五哥。这时五哥已处于病危状态,但神志还十分清醒。12月1日上午我陪同少甫和他的爱婿高风去医院探望五哥时,五哥对少甫说:千里奔京,向我告别。这时离开五哥向这个人间永远告别已不到两昼夜的时间。

老友李燮泉因为自己有病,不能长途旅行,想去京而未果。还有沈尉平,正好从上海返回银川,途径北京,12月1日下午偕吴履绥一起去医院,总算在临终前见到了一面。

这里应当特别记述下来的还有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徐方)。五哥生前就曾告诉过我:1969年11月经济所从北京搬去河南息县时,他正是刚刚获悉五嫂(汪璧)去世已经一年多,稖头拒绝和五哥会见,不仅是精神上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时候,也是生活上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那时还只十五岁)给予五哥最难得的关心和照顾,咪咪常常偷偷地送一些奶粉之类的东西给五哥吃。咪咪对五哥的同情和感情似乎随着对五哥的理解的加深而与时俱增。以至五哥成了她心灵中最钦佩的一个人。她在获悉五哥病危以后给五哥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刚刚收到妈妈的信,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 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 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 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 出现。东岳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 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 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 标,即使明知道这个目标是自欺欺人的,也要向着这个目 标去奋斗,否则你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 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作则的作用……”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 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 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 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 大的安慰。”

五哥看了这信,流泪了。我也是强忍着噙着的泪读完这信的。

感情决不会平白无故地产生的。究竟是什么魅力使这位姑娘对五哥产生了这么深厚的感情的呢?如果承认感情的深度是和理解的深度成正比的,那末,这个仅仅二十岁的非亲非故的女孩子对五哥的理解,实在是远非那些自以为革命,其实却是完全没有超脱一般流俗见解,实际上是以所谓坚定的政治立场来掩盖自私心理的人所能比拟的。

对于经济所以及所有关心五哥的同志和朋友,其中尤其是张纯音、江明、吴敬琏等几位,他们有的帮我守护在五哥病榻旁边,有的帮我整理五哥的遗稿遗书以及料理身后的事务,我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深深知道,当时五哥的处境和他们中间有些人的当时的困难处境,因此,对于他们的这种真挚的关心和帮助,我是永远铭记不忘的。

两代人的悲剧

11月4日,我到北京去医院见到五哥的当天下午,五哥就曾对我说:我所有的几个子女都想见见。又问我:在他临终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会见他?对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我忠实地转达了。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无法代替他们答复,我只能直率地说:这得由他们自己来答复了。

当天晚上,我没有见到稖头。小米(逸东,五哥的大儿子)当时不在北京,在云南某地工作一年,据说因为他爱人快要临产,将提早于11月中旬回京。我为了想避免和他们谈话时抑制不住自己激越的情绪,11月9日下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 各个领域),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 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 者,但是据我所了解,我敢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 上一点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 来,他不过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 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作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 端,那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 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

在家庭关系上,他深深地爱着你们的妈妈。自从你们的妈妈不幸去世以后,他又把全部爱倾注在你们身上。我相信,这一点,你们是会感觉到的。这一次,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们兄妹五人都见见面。他还问我:如果他这次不幸死去的话,你们会不会去看他?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代你们答复,这只能由你们自己答复。(这里五哥用铅笔亲自加了如下的旁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是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然而我怎么也抑制不住心头的酸楚。这里我又加了如下几句话:关于你们爸爸所说的“害了你们”,我想作一个注解: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两全——既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又顾及家庭,这就是演成目前的悲剧所在。)

我没有想到我必需再次来北京,但是我觉得我不过是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因为我认为并不是单纯出于兄弟的情谊。

你们对你们的爸爸过去所采取的立场、态度,我不想非议。但是任何事情过分了,总会要走向反面,我想顺便指出:对于你们至今为止所采取的态度,舆论并不是没有非议的。娘娘这次对我说:你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由你们自己抉择。我虽然是看着你们长大起来的,但不想有半点勉强的意思,由你们自己决定。

我已经对祖母说过:如果你们仍然坚持过去的立场、态度,对你们的爸爸的健康以至一切,我都包了,而且包到底。我说这话是算数的。

我怕控制不住自己激越的情绪,所以写这些,代替我说话。当然,我想说的远不止这些。

你们的爸爸今天上午在病床上写的两个条子附此。

五哥的两个条子,其中一个的大意是:想见他们;表示他原谅他们,也希望他们原谅他。另一个是专给小米的。祝福他幸福(已经结婚并且马上要生孩子)。

见到稖头大约是当天晚上,小米的爱人也在。我的信她们两人都看了,反应是出奇地冷漠。既没有向我进一步询问她爸爸的病情和生活状况,更没有丝毫表示自己对此的态度。尤其令我惊诧的是稖头竟说:军宣队想甩包袱;还说:她已写信给重之,要他不要回来,理由是不合适。

我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气愤。以稖头这样的年龄和经历应有的水平,怎么能说得出这样不合情理的话来!谈话就此中止了。

和小米的谈话,情况更坏(11月13日晚上)。我给他看了我写给他们上引的这封信。开始,我努力克制着自己,语气平静,不要使自己情绪激烈。可是,最后毕竟还是控制不住满腔义愤动了肝火。对重之来京的问题,他和稖头持同样的态度,理由是怕受他爸爸的影响。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想法。用他们爸爸自己的话来说:我人都快要死了,还怕受什么影响?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是可以这样提问题么?——如果他们自己认为思想正确,立场坚定,又有什么影响可怕的呢?最后,我激愤地说:如果你们仍然坚持你们原来的态度,不要你们说,我宣布,我和你们断绝关系,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叔叔。这次谈话当然是极不愉快,而且毫无结果。

要重之回来,是经过经济所领导同意,由经济所领导写的信,当然是代表组织的意见。至于五哥,原意是想要他回来照顾,可以把我顶替出来,免得把我累垮了。一方面固然是为我着想,一方面也确实想借此机会可以和他的孩子“交流感情和思想”。因为在五哥的心目中,认为重之对他还有一定的感情。大约半个月后,重之给了我一封复信,表示坚决不回来,理由是“怕受爸爸的影响”。事实上,重之回来与否,其焦点集中在对他们的爸爸应当作怎样的评价和对他们的爸爸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实质问题上。

现在姑且暂时把第一个问题搁在一边,先说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对于一个具有右派分子这样政治身份的爸爸,在他生命危殆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过去,我对于他们的家庭关系,从来没有干涉过,而且,我已经指出,对于他们过去所采取的立场、态度,我不想非议。还应当指出:他们立场坚定,坚持要革命,跟毛主席走,不怕艰苦,对工作认真,这些都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不过,我确实认为,即使过去,他们所采取的某些态度也太过分了。我所知道的事实远非全部(因为我毕竟远处上海,不在一起共同生活),为了证实我认为过分了的观点,我想列举几件我所知道的事实。

1966年,五哥夫妻俩各自向自己的所属单位打了离婚报告,但并未批准,也没有进一步办理过法律手续。以后五哥搬离家庭,从此以后一直分居,没回过家;1967年,五哥回家取书籍和衣服日常用品等,其子女闭门不纳,五哥在门外虽叫唤再三,坚决不让进门。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随后他们要五哥签具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1968年4月,五嫂不幸自杀去世。他们不通知五哥,让他和五嫂最后告别,成为无可挽回的终身遗恨。1969年11月,当五哥即将随经济所离京去河南前夕,要求见五嫂一面而获悉她已不在人世,要求和稖头见一次面,此事经经济所军宣队领导同意并派人去和稖头联系,稖头竟拒绝会见;1972年8月,五哥自河南回北京,探询到稖头地址后曾写信给她,却仍置之不理。这封信,1972年10月我去北京,因为要探询五哥下落,稖头给我看了的,我还能记得此信的大意。五哥在信中说,现在还谈不上我对你们尽什么责任,不过,我积存了一些钱(补发的生活费)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信中问老母是否还健在,祝老人健康长寿等等。信中另外还附了一张油票,在另外一张空白纸上粘贴了他刚回到北京后八天拍的八张或六张半身照片,特别说明,如果谁看到了要,可以给他。我读此信时,一面读,一面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尽管重之他们可以责难和批评我“人情味”、“没有原则,只讲感情,只讲亲属”、“立场不坚定”,但我至今仍被五哥这种对他子女真挚的感情所感动,而并不为我的流泪而感到羞耻,更不认为这就是丧失了立场。

11月1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通过给五哥摘除帽子。当天傍晚,经济所领导派了代表到医院去向五哥正式口头通知,还表示五哥的问题,早在1969年就准备解决,因为经济所长期瘫痪,因而给拖下来了,借此表示慰问和鼓励。这个情况,重之、稖头、小米等我都告诉了,他们都是知道的。按说,界限问题这个“障碍”这时已不复存在了。可是,重之仍然不回来,稖头、小米仍然不去医院。我实在不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

12月4日上午9时半,经济所在医院举行向五哥遗体告别仪式。虽然三妹、稖头、小米上午8时就去医院,我原来以为他们一定会和我一起送遗体去八宝山的,结果竟未去,陪同我去的只有李少甫、沈尉平两位老友。12月6日下午我去八宝山取五哥骨灰,这天上午小米就知道这事。作为五哥的亲儿,竟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结果也是我一个人去的。

五哥对他的孩子也实在钟情。在五嫂不幸去世以后,把他的全部爱倾注到孩子身上去了。还在一九六九年那么艰困的条件下,他买了一只表,是准备给稖头的;同是在这个时候,他另外准备了一套被褥,打算有一天孩子会去看他时能用上;1962、1963年那么勤奋地笔耕(译述两本著作)是为了孩子;1972年回到北京写给稖头信中所表达的表示未能尽责的歉疚的感情是令人感动得为之涕泣的。每当他从我这里获悉他的孩子们的成长的情况,他感到十分欣慰;他把从我这里收集到的他的孩子的照片珍藏起来粘贴在照相簿中;而据母亲告诉我,孩子们却把父亲从幼时代起的照片全部毁弃了……所有这些和他的孩子对他的冷漠到冷酷程度的态度,不能不在我心中形成一幅强烈对照的图画!

有一次,我曾把他对他孩子的钟情戏谑地比作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高老头”(这个比喻当然未必恰当),但除了引起他一阵苦笑之外,对他没有起到什么安慰的作用。

在五哥身患重病、生命危殆的时候,怀念他的孩子,想见见他的子女,想有一个亲子女在他身边照顾他,这原属人之常情。而他的子女在他缠绵病榻,生活亟须有人照料的时候,去作必要的照顾,也决不会有悖于毛主席和党的政策,更何况这时已经通过了摘除帽子,“界限” 的障碍已不复存在。然而五哥的这个愿望,一直到他瞑目为止竟未能实现!

虽然孩子们对五哥的态度是这样,但五哥始终原谅他们,他认为不应当责怪他们。可是,孩子们对他的态度,却始终影响着他的情绪,而且成了对他致命的打击。11月 27日,当他最后知道重之终于不会来,其他几个孩子也始终未去见他,他情绪激动,竟有四个小时不能平静下来。我记得第二天他见到三妹和七弟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想不到过去写的东西(指断绝关系的声明)竟有这么大的效力啊!以后,虽然经过大夫和我对他作了许多譬解,情绪稍稍安定下来,但从此以后,病情急转直下,迅速恶化。11月28日,老中医第二次来复诊时,一搭脉,就说是着了重急,生了大气,表示已无可挽救,勉强开了处方。从这天起,到他去世,为时还不到五整天。

关于他和他的孩子的关系,曾经一度是我们通信中的话题,不止一次地提到过。1974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和五哥在一起盘桓的半个月中,也曾不止一次地谈论过这个问题。我虽对他说过: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他似乎同意这个结论。有一天,我们一起坐在紫竹院湖畔的长椅上,周围异常寂静,他情绪激动,以感叹的语气对我说:这个问题在他,总算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不过暂时在理智上解决了,他心中蕴藏着的对孩子的钟情,随时都会迸发出来。陈易在五哥病危的时候,曾以“英雄肝胆,儿女心肠”这样两句话劝慰过他,这后一句话的确说中了五哥的实在心情。

我曾经在给五哥的信中说过,这是两代人的矛盾。每一个时代都有这种矛盾,不过矛盾的内容随着时代不同而不同罢了!

现在,我要说,这是两代人的悲剧,是无可避免的,是时代的缩影。

五哥要求他的孩子原谅他。但我想说,不必要求这种原谅!

[责任编辑:杨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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