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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虔诚的朝圣者到批判的勇士── 论顾准的思想成因及转变


来源:《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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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顾准无疑是上个世纪末期中国知识份子精英的代表人物之一,正如有的学者评价的那样:「他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份子的良心。」他那科学系统,犀利冷静,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今天仍具有不可思议的超前性和理性上的认知价值。

追思他的一生,我们惊奇地发现顾准是如何从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充满批判精神的真正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完成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他痛苦地做到了。

顾准生于1915年,四年后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三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接踵而来的是军阀混战。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现实,不但使「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光复中华」的理想幻灭,而且促使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去认真思考鲁迅先生当时提出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

更迭的政权,动荡的时局,客观上形成了自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以来,中国第二次思想自由的大解放,成就了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思想史等领域的许多巨匠和大师,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蔚为大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和功勋彪炳的将星云集。这当然不是说,那时就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1927年军阀张作霖就残暴地杀害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只不过连年的军阀战争,使「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暂时无暇顾及对思想和言论的钳制。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对战胜国之一中国的瓜分,消息传来,激起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学生的强烈愤慨,以北大为代表的学生首先发起抗议示威活动,随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爱国民主运动。

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旗帜也应该是爱国主义,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如果接受这种观点,「五四」运动和先前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义和团运动和在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没有多少区分了,甚至和古代历史上抗击外族的斗争也没有多大的区别,毫无疑问,爱国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但爱国主义不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更不可能成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旗帜。

「五四」运动的核心和精神旗帜是自由和民主。作为一场自发的政治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要求自由民主;在思想上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要求个性解放;在学术上反对迷信盲从、偶像崇拜,提倡科学精神;在文化上反对文言文、八古文,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很显然,这些内容实质上无一不是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

深刻了解这段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重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背景对顾准今后思想的形成和以后思想的转变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史上爱国主义运动的先河,1925年顾准亲历了「五卅」运动,这是上海人民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首次明确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平等权利的革命运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激发了顾准幼小心灵中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和小伙伴们一齐用具体行动来支持「三罢」运动(罢工、罢市、罢课)和抵制外货的运动,他们打着旗帜,拿着竹筒,走街串巷为罢工的工人募捐。此时顾准才十岁。

1926年十一岁的顾准有幸就读由中国着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校以「劳工神圣,双手万能」为口号,教师并且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介绍帝国主义依靠租界特权,胡作非为,以及不平等条约带给我同胞的种种灾难等。青年学生经过这些教育,无不引为奇耻大辱,奋发图强,爱国之情油然而生1。同时在那里顾准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

1927年夏天,因为家庭无力继续负担学费,顾准在中华职校毕业后,经人介绍进入由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物所当练习生。直至1940年顾准参加新四军,在这漫长的十四个年头中,除少数时间外,顾准一直在立信工作,并与潘序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聪明好学,勤奋努力,很快就掌握了会计学科这门知识,并攀上了学术高峰。再加上潘序伦唯才是举,并不囿于世俗的偏见,拘泥甚么学历、年龄等条件,对顾准大胆提拔,委以重任。从一个练习生,顾准很快成长为一个会计学者、着作家、教授,成为立信的台柱之一。并以此为职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可以这么说当时顾准的生活条件是比较优渥的,但为甚么会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的胞弟陈敏之有一段平实中肯的论述2:

三十年代初期,「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继发生,当时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民族投降主义,对日屈膝妥协,对内矢志剿共,震撼全国;亡国的现实危险,唤醒一代青年的民族觉悟。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有效途径,顾准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采取实际行动,从组织马克思主义秘密小组──进社,到投身到革命的行列,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个会计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共产党人。他的人生目的是实现革命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顾准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顾准擅长文字工作,参加革命后笔耕不辍,曾用化名,结合自己的职业,对当时的形势撰写了不少颇有创见和有影响的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上海职业运动的方针政策。如1939年发表在《职业生活》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四期上的《上海职员与职业运动》一文,长达近万字,以大量客观的材料,详细地分析了上海职员的现状和开展职业运动的积极意义。

使人感兴趣的是,1926年毛泽东曾经写了一篇经典性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宗明义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把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明确划分为: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通过分析各阶级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政治立场和对革命的态度。他在半无产阶级中是这样分析店员的,「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毛泽东最后总结出:「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半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从而实际上发表了中国革命的纲领。

事隔十三年后,顾准在《上海职员与职业运动》一文中,同样采用阶级的分析方法 ,详细论述了不同阶层职员的经济状况以及政治立场和对革命的态度。

他认为当时上海的职员大致可以分为这么三种:旧式商店的职员(日常供给消费品的小商店)、外国洋行、外商企业的职员和在民族工厂的职员。

除了少数高级职员外,对于广大下层职员,顾准是这样论述的:「他们大部分收入很低,家庭负担很重,于是这个月的收入,上个月已经花完。每到发薪这一天,买东西所赊的账,零星的借款一还,薪水已经完了,下个月开始,重新再借债过日子。」3因此,顾准得出的结论是,「从社会地位与职工福利的观点上讲,工人与职员是绝不能划分出来的,他们结果会属于同一阶级,也应该属于同一阶级,虽然工人是直接的价值生产者,而职员除少数高级职员如经理、工程师参加分配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外,普通一般职员,或者为附属生产过程中价值的生产者,或者为商业资本家保障分取剩余价值。因此,职员的劳动也是我们这社会的经济构造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是被剥削者。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上海职员以前,所应该首先做出的结论:『职员与工人阶级是不可分离的,职员是工人阶级的兄弟』」。根据这样的结论顾准指出:「在上海职员中他们所占的比例是如此的大,就使他们不得不成为职员救亡运动的中坚力其量,因为如果旧式店员站在职员救亡运动之外,职员运动就不得不成为残缺不全,充量只有一半作用的东西了。」4

我们可以看出,顾准完全是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的观点来分析的。比较这两篇文章的内容和风格,那时顾准的思想认识是完全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持一致的。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顾准始终都是一个忠实而又虔诚的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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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军]

标签:顾准 思想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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