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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财会知识分子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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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朱学勤先生非常看好顾准的知识结构,他说顾准依靠外语,跳出了当时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樊篱;依靠数学思维,而不是人文激情,一砖一瓦地建立了他的思想反思的地基。

事实正是如此!顾准身上的文人趣味之少,数学逻辑之严密,的确是个奇迹。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样彻底的反思思路,仅仅靠文人激情找不到,也走不通。所以朱学勤认为,与其说顾准是人文知识分子,毋宁说他是科技知识分子,是经济学家,是“财会知识分子”。[1]

我很喜欢朱学勤先生对顾准的评价,因为他越过观念,沿着知识结构的通道,进入到了顾准的方法论层面。

自从顾准文献被发现以来,知识分子们给予顾准相当高的历史定位。人们发现顾准是在中国倡导市场经济的第一人,发现他在一片理想主义的教条之中,沿着经验主义的路径找到了宝贵的自由主义精神,还发现在漫山遍野的个人崇拜中,只有顾准提出了中国政治制度如何建立起制衡机制的重大课题。人们甚至发现,即使到今天,顾准的学术建构仍然部分停留在学术层面,这个国家并没有按照先知的道路行走。“黑暗如磐,一灯如豆”,所以,当有人提问:文革十年,中国思想界还有什么人在坚持思考的时候,李慎之先生能够从容起座,慨然应对:“有,有一个,那就是顾准,他洗刷了我们思想界的耻辱!”[2]

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只有顾准在万马齐喑中独自思考?这显然是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顾准具备独立思考的勇气,而其他人都集体性丢失了风骨。即使事实如此,这也不能成为我们研究顾准的学术路径。

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是顾准的知识结构导致他发现了真理的通道。一个在方法论层面看到了真理的人,是不会轻易向权力妥协的。所以我愿意沿着朱学勤提出的路径,去检索顾准的历史。

我们发现在1922年,顾准7岁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杰出的小学校长。这个名叫王志莘的人,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在1923年赴美留学,获哥仑比亚大学银行系硕士学位,1930年任新华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解放后还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新华银行行长。

现在看来,王志莘就是顾准财会知识分子的启蒙老师。12岁这一年,王将年少的顾准介绍到了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潘序伦当然是更加杰出的会计专家和教育家,被称为中国会计事业和会计人才培养的先驱。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赴美留学,先后获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1927年春创办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以及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正是这所学校,日后成为了中国现代会计人才的摇篮。

年轻的顾准在潘序伦身边获益匪浅,并迅速在学术上成为潘的得力助手。他在潘先生的指导下,为《高级商业簿记》编写《习题详解》,后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作为立信会计丛书一种。后又协助潘序伦编写《政府会计》,以二人共同名义出版。

1932年,潘序伦破格提拔17岁的顾准兼任立信会计补习夜校教师。

显然,潘序伦是顾准财会知识分子人生最有影响力的导师。1934年,顾准19岁,经潘序伦推荐,顾准到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担任银行会计教师。编写《银行会计》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刊为大学教材。

顾准在中国会计学界的地位,由此确定。

如果说顾准能遇到王志莘、潘序伦这样杰出的师长是一种理性选择,之后遇到孙冶方这样的思想盟友,就带有某种命运因素。1939年,24岁的顾准出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副书记,书记就是孙冶方,两个人第一次在经济学建设上产生了强大的共鸣。孙冶方,共产党建国以来最开明的经济学家之一,早年留学苏联,曾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再次与顾准共事。1956年受顾准启发,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在解放后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需要存在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著名口号。[3]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

经济学家骆耕漠也是顾准最优秀的同事之一。1941年,顾准调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阜行政公署财经处担任副处长,处长就是骆耕漠。骆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科院哲社部学部委员,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与顾准再次共事。

顾准另一个著名的同事是吴敬琏。吴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为国家经济决策的顾问之一,因主张实行市场经济被称为“吴市场”。我们在吴敬琏的部分文章中,能够看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顾准对他的影响。在吴敬琏的眼里,顾准既是他的师长,也是他的知己。在经济学的层面,今天的学术界已经基本认定,吴敬琏是顾准学术思想最优秀的传承者,吴敬琏关于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的诸多阐述,尤其是他经常论述的“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多年前顾准在研究葡萄牙、西班牙现代化起步早于英美,却被英美远远抛后的历史教训时,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学术建构。

历史对顾准真是恩惠有加,似乎自始至终就是想把顾准培养成中国最杰出的财会知识分子。当王志莘、潘序伦、孙冶方、骆耕漠、吴敬琏这些卓越的名字集体出现在顾准的世界里,他成为中国最杰出的财会知识分子,几乎就是一种必然。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如何远离文人趣味,无疑是一个建设性的课题。我们想起与顾准同时代的文人们,徐志摩风花雪月,情书写的让人发腻,短暂的生命一闪而过,他是一个没有力量的读书人;郭沫若太有激情,早年写的诗歌赞美过了头,缺少怀疑精神,晚年彻底成了一个专制者的御用工具;闻一多暴死昆明,一个本来有实力的诗人,缺乏对社会细节的了解,一旦距离政治太近,文人的天真就显露出来;胡风跟随鲁迅那么多年,老道的批判和怀疑没有学到,文字流于表面,加上激情有加,因此只能写出《时间开始了》这样廉价的颂歌。

这是凌空虚蹈的读书人最容易犯下的毛病:风花雪月,轻描淡写,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经常深陷在文化爱国主义的窠臼里,却能借助语言的名义,让自己对自己的狭窄理所当然,经常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用局部代替整体,用典型代替全面,用情感代替数据。文人趣味的苍白和无力由此得以全面呈现。

但是顾准不是这样!他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大师,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践行者。我们如此热爱顾准。在一个群体性盲动的年代,他独立思考,自由追问,成为一个时代的异类,为这个国家多灾多难的现代史挽回了面子。

作为一个人,顾准有着堂·吉诃德式的性格,瘦骨嶙峋,在瘸腿的瘦马上坚守自己的使命。当一个时代以灰暗为革命保护色,他却身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士绅间颇为流行的背带西装裤。西装背心,配一副玳瑁眼镜,眉宇间刻着明显的卓尔不群。他总是学不会溜须拍马,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顶撞上司,不给面子。当上级要求所有人要与苏联专家保持绝对一致,顾准却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他在颐指气使的苏联专家面前,绝无媚态。而是据理力争。他生就一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志,以及付诸实践的勇气和秉性。这些特质,预示了他后半生的悲剧命运。

1957年是顾准遭受打击的重要年份。这一年,计划经济进入癫狂状态,大跃进的风潮开始席卷整个国家,顾准却在冷静思考,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那是中共建政后首次在中国提出了要实行市场经济的公开论述。一年以后,顾准第一次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可是顾准并不打算随波逐流。经验主义、实证方法和自由主义是他思考的底线、行动的底线。当他不断遇到别人对他的拷打和逼供,要他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人,虽然饱受皮肉之苦,仍然严词拒绝这种无理要求。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更是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着他的头颅大喊:“我就是不服”。

1974年,顾准在咳血和气喘中开始写作他最伟大的著作《希腊城邦制度》,他以冷峻的笔墨,深刻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而在更早时期的流放生活中,他与弟弟陈敏之秘密通信,这些宝贵的家书,构成了顾准的另外一部著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一直在追问一个历史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最先出现在英国?他坚守这样的观点:“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4];“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5]

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而言,《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乃是一部先知之书。顾准当年反复强调的法权主义、科学精神、民主主义、多元主义,隐含着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终于在21世纪的中国开始艰难复苏。放眼当下的中国,即便已经融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即便今天人们的思想伴随着历史潮流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顾准在三十多年前的探索,仍然是我们行进中翘首企盼的方向,是一片晦暗之中熠熠生辉的路标。

那是一座满身伤痕的路标,一个癫狂的时代深深伤害了它的智者。顾准的晚景如此凄凉:他的妻子自杀,他的孩子们与他划清界限,他自己身染重疴,59岁就过早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顾准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这片土地,相反,那些无法无天、指鹿为马的权柄拥有者对不起顾准,那些歇斯底里、群体盲动的人们对不起顾准。他们结党营私,鼠目寸光,注定是一群永远读不懂顾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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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学勤:《让技术官僚代替人文官僚》,《南方人物周刊》第59页,2006年11月5日。

[2]陈奎德:《顾准——孤独的先知》,网易博客。

[3]顾准年谱初稿。

[4]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第153页。

[5]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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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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