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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 | 李敖


来源: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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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昨天死了,活了九十六岁。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导,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并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已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龚鹏程语)全是胡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三、今天联合报登“民初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张玉法语),也全是胡说,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一中学教员,受胡适提拔,北上入京,已是一九三○年以后的事,又何来“民初”?钱穆声名,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这是今日贴金耳。不过,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四、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今人皱眉;但他不以此力足,倾余生之力,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严格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更见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算命,更见其上学朱子手法,而头脑不清则一。

五、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

六、蒋介石“用公帑建宾馆”,为钱穆安老于“素书楼”,证明了双方都公私不清。今天中央日报登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其实,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钱穆谈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义利当头,却贪鄙如此,实在有愧晚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显示了大家爱他以德,他在搬家三个月后死去,颇有“曾子易箦”味道,这全靠钱太太深明大义之功。中国时报登“显示了他对辞受之际自有分寸”(龚鹏程语),其实白住了二十二年而受之不辞,这又何来“分寸”?搬家以后,他喃喃以我要回家(指“素书楼”)为言,足见其本人“义利之辨”,老犹不清,幸赖豪门之女钱太太之扶持,方得以“一身傲骨”脱走,呜呼,亦云险矣!

一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李敖有话说3之钱穆故居前发表荒谬言论

现在话说到了台北市士林区东吴大学旁边的钱穆故居。钱穆故居的以前的名字,叫做素书楼,这个三个字是钱穆自己写的,今天我来参观钱穆故居,并且就地讲一讲,有关钱穆的背景和故事。

……

这个房子是当年,蒋介石拉拢一些,有名的学者回到台湾来。他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就请胡适回来。胡适本来要自己盖房子的,蒋介石就说,中央研究院盖一个房子,当然那里就属于公家的,就胡适回来住在公家房子,可是胡适的汽车是自己的,他从美国运了一辆,二手货的汽车。后来就林语堂回来,蒋介石送他阳明山的那个房子,所以林语堂死了以后,这个房子就还给了台湾的政府。钱穆这个房子呢,是蒋介石为他盖的,可是产权不清,就属于台北市政府的,所以钱穆九十四岁的时候,台北市政府要回去,九十六岁搬家的。后来大概钱太太很生气,觉得被他们赶走了,可是钱穆大概临死的时候,都不晓得他已经搬家了,因为他以为他只是去,到外国去,就整个是这个情况。就是说那个的时代,蒋介石说把房子给谁就给谁了,可是那时候可能把手续上,办得不够清楚,就留下一个后遗症。后遗症就是最后,这个主人被扫地出门。可是我认为这个钱太太的反应,也太激烈了,当年她很不愉快的,在住了二十二年以后被赶走,她要把所有东西都要搬走。本来这个房子作为纪念馆,也好故居也罢,太单薄了,这一搬走的话更惨了。毕竟我们要纪念是人,也不是说要纪念这个建筑物嘛,建筑物本身其实没什么,那重要的是,曾经在这里住过的钱穆先生。

……

可是我觉得对我说起来,像我到了这个纪念馆,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钱穆一定勾结了蒋介石,才有这个房子,这令我非常的觉得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跟蒋介石,勾结在一起的,大概都是会失掉他自己的很多原则。这是典型的例子,连一个,最后一个房子都不能保住,产权都不清,这个搞得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第二个作为纪念馆而言,这个钱夫人做得太赶尽杀绝了,我认为她应该把这些东西,不要一批一批搬走,最后连个什么床都要搬走,我觉得这种反应是太离谱了。

这个房子是当年,蒋介石拉拢一些,有名的学者回到台湾来。他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就请胡适回来。胡适本来要自己盖房子的,蒋介石就说,中央研究院盖一个房子,当然那里就属于公家的,就胡适回来住在公家房子,可是胡适的汽车是自己的,他从美国运了一辆,二手货的汽车。后来就林语堂回来,蒋介石送他阳明山的那个房子,所以林语堂死了以后,这个房子就还给了台湾的政府。钱穆这个房子呢,是蒋介石为他盖的,可是产权不清,就属于台北市政府的,所以钱穆九十四岁的时候,台北市政府要回去,九十六岁搬家的。后来大概钱太太很生气,觉得被他们赶走了,可是钱穆大概临死的时候,都不晓得他已经搬家了,因为他以为他只是去,到外国去,就整个是这个情况。就是说那个的时代,蒋介石说把房子给谁就给谁了,可是那时候可能把手续上,办得不够清楚,就留下一个后遗症。后遗症就是最后,这个主人被扫地出门。可是我认为这个钱太太的反应,也太激烈了,当年她很不愉快的,在住了二十二年以后被赶走,她要把所有东西都要搬走。本来这个房子作为纪念馆,也好故居也罢,太单薄了,这一搬走的话更惨了。毕竟我们要纪念是人,也不是说要纪念这个建筑物嘛,建筑物本身其实没什么,那重要的是,曾经在这里住过的钱穆先生。

……

所以我认为是,要加以谴责很荒谬,好像站在这个,这个钱穆的故居前面,说这个话好像很荒谬。这就是人生,我认识钱穆的时候,我只有十七岁,现在我已经七十一岁了。

李敖有话说3之这个时代,我们不再有机会成为钱穆

今天我坐在台北市士林区东吴大学旁边的钱穆故居,钱穆故居的名字是二00二年确定的,在二00二年以前,它叫钱穆纪念馆。为什么我到钱穆纪念馆来?因为我要做一连串的特别节目来跟大家谈谈钱穆。

前一阵子我做了林语堂故居专门的节目,我曾经跟大家说林语堂的这个故居在林语堂死了以后捐给了台北市政府。后来我一想这个消息越来越不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林语堂临死的时候,他的经济情况并不好,那么贵的房子怎么可能由他家里面捐给了台湾的政府。我把书翻开查一查就发现这个房子根本就不是林语堂的,是蒋介石假公济私送给林语堂的房子。所以林语堂死了以后,他没办法把它据为己有,所以就送还给台湾政府了,我把这个模式叫做林语堂模式。同样的还有另外一个纪念馆,我把它叫做印地安模式。什么叫做印地安模式呢?是当时美国白人挖苦印地安人的,这个东西我送给你,最后我又收回了不给了,这叫印地安式的给予者。今天我在这里钱穆的故居就是印地安式的给予者。蒋介石当年假公济私给了钱穆,可是在钱穆九十六岁的时候,这个房子要被台北市政府收回,说:“当年我们没同意,这个财产是台北市政府的”。钱穆在九十六岁的时候,搬离这个地方,两个月以后八月三十号,他就死掉了。

这个背景就是当年钱穆家里面的这个造型,这后面有个对联:这边是立修齐志,这边是读圣贤书。请注意那个角上写晦翁。晦翁是谁呢?就是宋朝的朱熹,我们叫做朱子。可能是当年钱穆崇拜朱熹,所以留下了这幅对联。钱穆一辈子佩服朱熹,他的晚年还写了一连五本的叫做《朱熹新学案》。

我特别坐在这里,坐在钱穆以前坐过的椅子上面,跟大家谈谈钱穆的故事。首先大家看一篇文章,在毛泽东选集第四集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号,毛泽东写的。他里面有一段话讲到美国人怎么样的欺负我们中国人,利用很多美国卵翼下的这些人助纣为虐。“美国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份人,到了后来,美国帝国主义和他走狗,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例如傅斯年,例如钱穆之类,其它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造反了,可是有几个特殊的人在毛泽东眼里是反动的,毛泽东特别把他们点名,一个一个举出来。我特别用毛泽东的话作为这个节目的一个导言先定位大家知道钱穆是什么人。钱穆就是一九四九年毛主席点名批判的反动的知识分子。今天我在他的故居,跟大家讲这一段话的来龙去脉,大家不觉得好有趣吗?在钱穆九十六岁死掉以后,你李敖忽然坐在这里谈起钱穆来了呢?有没有一点唐突呢?也没有。大家绝对想不到,我跟钱穆认识,我们两个人还做过一次谈话。那个时候的我只是个高中学生,写了一封信给他,指责他的著作里面的几个错误。这位老先生他跟我写过信,我们两个人还见过一面,我慢慢把它这个过程给大家谈出来。

当时,我第一次看到钱穆的时候,我有点怀疑是不是他本人,他长得矮矮的小小的和蔼可亲,可是满口的无锡的土话,听起来有点吃力,可以讲四个“字貌不惊人”。钱穆他是个很土很土的学者,他没有接触过外国东西,他一辈子念英文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三年,所以英文不能谈。可是我告诉大家,近代中国有一些人是怪怪的,他是土生土长的,结果他窜起来了。钱穆就是这么一个土生土长的人,结果他变成一个在中国古典的学问里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学者,变成个我们一般所谓的大学者。我愿意在这里谈谈钱穆的原因就是他在我们近代中国里面的一个特殊的人物,再讲一遍他是土生土长的,他的学历只有中学。他忽然能够窜起来什么原因呢?就是在北京大学当年大家流行谈古典东西,研究先秦朱子研究这些东西。有一个当时的中学毕业的小学老师写了一些论文谈到这些先秦的古典的东西,被北京大学毕业的一位学生,当时也是有名气的叫做顾颉刚,他发现了,把他请到燕京大学去教大学一年级跟二年级的国文。后来他的历史方面的研究被顾颉刚这样捧场,他就进了北京大学去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也教了国史大纲中国通史。我告诉大家这种人今天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第一个制度上面第一个制度上面先把你掐死,你只有中学毕业怎么能够到我们大学来教书呢?只有当时那个社会,当时那种对人才的赏识,当时的那种宽容,才允许这种自成的一个学者进入北京大学。今天这社会制度卡得死死的,到处要文凭要资格,你再有成绩也拒绝你了。所以,钱穆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说这样一个优秀的人他完全靠着自修变成了燕京大学的老师,这是一个宽容的社会,今天再也看不到了,包括在台湾。所以今天我坐在这里告诉大家,我坐在钱穆坐过的椅子上面告诉大家,他那个时代有这种机会,从过去走来,今天我们不再有这种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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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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