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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名妓、高僧——林语堂《苏东坡传》摘 | 凤凰诗刊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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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轻耽于玩乐的诗人之态度,若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怎么样使一个道行高洁的老僧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此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那个妓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妓女进去向老方丈敬拜之时,老方丈一见此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方丈肯把诵经时用来打木鱼的木缒借给妓女一用,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方丈谢罪。结果苏东坡作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妓女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缒,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退,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这正是戏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褛,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醒醒之下,又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辞写成下面这个小调儿: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轶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江、金陵、庐山,又交了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由那些随笔轶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碟。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论“梦魂出窍”,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徽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诗之时,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他的词中最好的是《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瀑、白簿、柳阴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词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爱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生中之难划分一样。无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爱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魅力全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瞧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和穷苦一样,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词都与“苏慷”一词相似,而含有色欲淫荡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来一代的大词家,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儿,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现在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做《天际乌云帖》,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她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笼中白鹦鹉“雪衣女”。诗曰: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须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有一个好妻子,则男儿不违法犯纪,不遭横祸。苏东坡的妻子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现在已生了两个婴儿。做一个判官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交上的地位。她还依然年轻,甘四岁左右。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还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妓自然全听他们招唤。另外还有周那、鲁少卿等人,并不是丈夫的真正好朋友。歌妓们都有才艺,会唱歌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做诗填词,但是她懂那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若出口吟唱,那可羞死人!高贵的夫人怎么可以唱词呢?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才,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苏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性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性,既是乐天达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受别人影响,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另一方面,倘若他给歌妓题诗,那又何妨?那是当然的。他对那些职业性的女艺人,决不迷恋。而且她还听说他曾把一个歌妓琴操劝服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琴操真有很高的宿慧,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苏东坡不应当把白居易写歌妓末路生活的诗句念给琴操听。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他生病时,多么需人照顾啊!若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这些先不说,与这样人同床共寝,真得承认这个床头人是够怪的。妻子在床上躺着难以入睡,听着丈夫打鼾,却不能惊醒他。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把被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手拍被褥,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在又舒服为止。他身上倘若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揉机,轻轻揉。这些完毕,这才算一切大定。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的运行,要确待呼吸得缓慢均匀而后可。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卧。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苏东坡在把自己睡眠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之后,他又说:“二君试用吾法,必识其趣,慎无以语人也。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也。”

后来,苏夫人还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习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用细梳子拢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别人,只有苏东坡。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做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晓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傻!”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喝酒。

但是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有一件事,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人言的人,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他对表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读苏诗的人都略而未察。

苏东坡并没常年住在杭州,而是常到杭州的西南、西部、北部去。由神宗熙宁六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他到过附近的上海、嘉兴、常州、靖江,这些地方在宋朝时都属于浙江省。他的堂妹现在嫁给了柳仲远,住在靖江附近。他在堂妹家住了三个月,他虽然写了大量的旅游诗记述这次旅行,并且常和堂妹的公公柳懂一同写作游历,他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他写过一首诗记堂妹家的一次家宴,还写过两首诗论书法,那是堂妹的两个儿子请他题字时写的。苏东坡对柳道这个诗人和书法家的成就颇为器重,对堂妹的孩子也很顾念。但是到堂妹家的盘桓却对堂妹的丈夫一字不提,实在难以理解。

此行写的两首诗,暗含有对堂妹的特别关系。一首诗是他写给刁景纯的,主题是回忆皇宫内的一株花。其中有下面的句子:

厌从年少追新赏,

闲对宫花识旧香。

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的旧情。

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那是给杭州太守陈裹的。题目中说春归太迟,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诗前叙言颇长)诚然不虚,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可是暗示少女已嫁,今已生儿育女,则极明显,并且在咏牡丹的一首诗里也滑有理由用两次求爱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为明白这两个典故,要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个少女杜秋娘,在十五岁时写了下面一首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空折枝”便表示误了求爱时期。唐朝杜牧与杜秋娘同时,也写出了下面的一首诗: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蕊,绿叶成阴子满枝。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绿叶成阴子满枝”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更因为中文的“子”既代表“果子”,又代表“儿子”。

在苏东坡那首诗里,思想似乎并不连贯,并且特别用“金缕”、“成阴结子”、“空折枝”这些字眼儿。他的诗如下: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

这首诗给陈襄,或是赋牡丹,都不相宜,仔细一看,连与诗题都漠不相干,“成阴结子”与牡丹更无关系。他也没有理由要太守陈襄“怜我老”。“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并且用于归见同僚,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无心在陈太守邻近安居务农的打算。倘若说这首诗确是写给陈太守的,用绿叶成阴求爱已迟,必然是够古怪的。诚然,在唐朝这类诗里,中间两联里字的词性要同类相对,中间两联有时只做点缀之用,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的情思;不过唐律之上品仍然全首有整体性的。苏东坡写的诗里用几行空洞无物的句子充数儿的坏诗,可少见得很。若从另一角度观之,看做是他写给堂妹的,则这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第一行说此次归来实感羞愧,因自己误了花时,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行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第三行求她同情,又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第四行说因有她相伴,今春过得快活。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第四联自不难解。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在常州去世的。

我知道敬爱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怪我说苏东坡暗恋堂妹。这是否在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瑕疵,看法容或因人而异。这事如果属实,并且传到人耳朵里,那些道学家必会谴责苏东坡。不过自古至今,堂兄妹、表兄妹却不断相恋。但苏东坡不能违背礼俗娶自己的堂妹,因为她也姓苏。

苏东坡游靖江时,他在焦山一个寺院的墙上题了一首诗,西方的读者对此最感兴趣。苏东坡料必知道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咀》中所写“叶限”那篇短故事。述说小姑娘叶限受继母和后妹折磨,丢了鞋,后来嫁给国王的经过。但是据我所知,苏东坡是第一个记载老翁睡眠时怎么安排自己须子的人。他用一首简易的韵语说一个有长须的人,从来没想过在床上怎么安排自己的胡子。一天,有人问他睡觉时胡子放在什么地方。那天夜里他开始惦记他的胡子,他先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后来又放在被子里面,又放回外面,折腾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晨,他一直感觉坐立不安,心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胡子剪掉。由那首诗看来,那只是通俗故事,不是苏东坡创作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盲者不识日》的故事,这倒是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这篇寓言写在密州。爱因斯坦似乎在什么地方引用过这篇故事,来说明一般人对相对论的看法。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日,“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日“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备以为日也。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吵。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将。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说也奇怪,这篇寓言是苏东坡在殿试时写的。他用以讽刺当时学者盲从王安石的《三经新论》。

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精确的了解自然密不可分。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并接受大自然赐与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而同时对大自然还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

在熙宁六年(一0七三)九月九日,他拒绝去参加重阳节的宴会。他躲开了朋友,自己去泛舟为乐。按照重九的风俗,他破晓之前起身,到西湖上访孤山的两位僧人。那天晚上,他一人独坐舟中,凝视山顶有美堂窗内射出的灯光,那时他的同僚正在那里一间大厅里欢呼畅饮。他给一个同事周部写出下面的一首七律:

蔼蔼君诗似岭雪,从来不许醉红裙。

不知野餐穿山翠,惟见轻挠破浪纹。

颇忆呼庐袁彦道,难邀骂座灌将军。

晚风落日原无主,不惜清凉与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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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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