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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傅雷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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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傅雷

文/苏立群

一九六五年严峻的政治气候对傅雷不会没有影响,我们从他十月间写给一位曾在反右斗争保护过他但力不从心的领导的一封长信,便可清楚地看到傅雷已经感觉到这独特的「凛冽」的气温,不啻于几年以前,甚至更为肃杀;另外,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傅雷觉得无论是他译文的生活还是他的健康情况都到了尽头,所以,他是在十分消沉的情绪下,迫不得已地写了这封信。

信上说最近以来他已把巴尔扎克可以译成中文的都译了,剩余的一些与「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有抵触」,他担心读者不能用马列主义来分析批判而「中毒」,且在「文化革命形势之下顾虑又愈多」。

傅雷为了能养活自己和他的妻子,甚至宁肯退让--按照出版社的选题翻译,可是他哀伤他的身体「未老先衰,脑力迟钝,日甚一日,不仅工作质量日感不满,进度亦只及十年前三分之一。再加印数稿酬废止,收入骤减」,他说即使印数稿费不取消,以他那时的身体精神状况都难以维持生活。为此,他说:于一九六四年底业已向中央报告过了--可是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他没有得到回音。

傅雷知道他周围的人都以为他们家的生活总归比别人好,因为有一个在国外出了名的儿子,因此傅雷不得不在信中写道,「将来必要时,国外小儿傅聪固然还能维持雷一部分生活,但从各方面考虑。觉得亦有不妥之处。」傅雷这句话表面含混,可是了解他的人都会明白,傅雷决不会靠儿子来养活--这不仅是他的自尊,更多的是傅雷的个性,他不会在命运的面前低头,至少不会在那一年:他过去为了「清白」,拒绝从国家领取工薪。几十年都是靠稿费生活,现在他的身体有了问题,他不希望他的孩子认为他过去是太逞强了。

最后,在信的末尾,傅雷简直是在恳求:他企盼能从政府方面得到一些钱治疗疾病与维持他的生计,「因念吾公(那位领导)历年关怀、爱护备至,故敢据实上达。……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

这么一个硬汉子自己挺过来几十年,当下也不得不软下讨饭吃了。这是一九六五年十月的事。

作为傅雷,从一九六六年的春天,他就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气。但是他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没有料到这场运动会以山崩海啸的暴力方式压向每一个角落,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兔。

在那个沉闷、恐怖的夏天的某一晚上,傅雷的老朋友周煦良来看他。傅雷对他说:「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下午。先是来了一批地区房屋管理局的人,搜查了半天,直到七点多方离开。夜里十一点,傅雷听到了砸门的声音,朱梅馥要去开,傅雷挡住了她。等傅雷把门打开,红卫兵携带着一股难闻的血腥味儿与汗味儿拥了进来。

通过手电筒闪烁的光柱,傅雷认得,他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人。

来的红卫兵并不想跟傅雷说什么,他们是来搜查一份什么「上海音乐学院钢琴教师藏匿在傅雷家的『证据』」的:红卫兵怀疑音乐学院的一位钢琴教师把她的东西「转移」到了傅雷家--按道理,傅雷一向没有工作的单位,没有一个单位的红卫兵与他有直接的关系。其实他们来抄家的真实目的是因为傅雷有名;不仅如此,还听说傅雷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式」的呢?按当时的看法:傅雷抽烟斗是,喝咖啡是,还有使用西餐用具也是,更无需说他还居然有那么多银光闪闪的餐刀--他是不是想用这些刀子去杀革命家?杀革命的小将红卫兵?傅雷还有钢琴!只有那些有闲情逸致的资产阶级才弹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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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玲]

标签:苏立群 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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