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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别墅、劫掠艺术品:纳粹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


来源: 凤凰读书


 “在统治了九年之后,领导层已经极度腐化,甚至在战争的关键阶段也不肯放弃自己已经习惯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为了‘扬威’,他们全都需要豪门广厦、狩猎小屋、地产宫殿、前呼后拥的扈从、摆满山珍海味的餐桌、储藏高档葡萄酒的酒窖。”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绘纳粹领导层的生活方式。施佩尔于1935 年购置的位于柏林—施拉赫滕湖的住房仅有125 平方米,而帝国的其他高级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住着“宏伟别墅”和“宫殿”,在那里“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施佩尔本着“当时流行的理想主义的奉献精神”,决定放弃自己做建筑设计的报酬,却被戈林认为是不可理喻:“您这想法完全是胡闹。有钱怎么能不挣呢!”

不仅是在回忆录中,早在1945 年接受盟军审讯时,施佩尔就将纳粹领导层的很大一部分描述为“腐化堕落”。尤其是省部书记们“生活过于奢侈”,“给人民做出了非常恶劣的样板”。

这位军备部长,同时也是希特勒最钟爱的建筑师,对纳粹统治阶层的奢侈生活方式描述得非常准确,而他的自我标榜—谦逊的“理想主义者”,富贵不能淫,不可腐蚀,甚至看到希特勒给情人爱娃·布劳恩暗地里塞装钱的信封也会感到不舒服—却非常值得怀疑。

施佩尔在1932 年的全年收入仅1 660 帝国马克,到1943 年申报时就达到了211 933 帝国马克。他收入的大部分并非部长薪金,而是他的副业—建筑设计。按照帝国财政部的特别指令,他作为建筑师的收入所得是不需要纳营业税的。“柏林—中央”财政局的局长在1945 年之后证实,由于享有免税特权(这种特权仅被保留给纳粹党的高级领导人),施佩尔每年就避税达1.5 万至2 万帝国马克。在第三帝国初期,施佩尔不算富裕,但在很短时间之内,他的生活水准以及收入和财产状况就发生了急剧变化。根据他自己的申报数字,他在1940 年的私人财产为142.3 万帝国马克。除了家境富裕的帝国部长冯·里宾特洛甫之外,没有任何一位帝国部长或者纳粹党的全国领袖拥有像施佩尔这么多财产,或者说,没人向财政部门申报个人财产时报出了这么高的数字。

1941 年,施佩尔一家搬进了柏林列支敦士登林荫道的一座新房子。他在施拉赫滕湖的第一所住房的建造费用仅为7 万帝国马克(这是他自己提供的数字),但这座新房子仅仅是改装就花了1 673 631 帝国马克。一年后,新官上任的军备部长在奥德布鲁赫购置了一块地产,他为此设计了一座骑士城堡般的庄园,称为“老朗福特”别墅,庄园的宏伟奢华真实地反映了施佩尔当时狂妄嚣张的自我认识。为了让施佩尔的庄园地产能够连成一片,戈林于1943 年3 月赠送给他一座至少有100 公顷的森林。这座森林其实是普鲁士州的公有财产,但它被转让给了施佩尔私人所有。根据帝国财政部国务秘书弗里茨·莱因哈特的特别指令,国家对这次财产转让既没有征收馈赠税,也没有课以收入税。这座森林的课税标准价格至今不明,因为施佩尔对1944 年1 月1 日财政部门发出的个人财产申报文件置之不理。假如我们相信他自己的说法,他在1933 年还是个谦逊而颇具理想主义的人,那么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就毫无忌惮地滥用职权,狂妄自大地享受特权了。这位军备部长绝不是第三帝国腐败的统治集团圈子外的人,而是这个集团的典型代表。

帝国人民教育与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也用类似的伎俩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财富。1932 年,戈培尔还是柏林省部书记,根据他自己的申报,年收入仅有619 帝国马克。到1943 年,他的总收入就高达424 317 帝国马克,其中约30 万帝国马克是他给《帝国》报纸撰写每周社论所得的稿酬,是从埃尔出版社领取的。他作为部长的年薪仅有3.8 万帝国马克,与之相比,稿酬高得实在离谱。这当然不是他写社论得到的报酬,而是埃尔出版社及其社长马克斯·阿曼巧立名目,给戈培尔的献金。和宣传部长搞好了关系,阿曼也获益匪浅,到1944 年时已经控制了全国报业市场的将近80% 。

尽管戈培尔的每周社论并没有给部长大人造成什么成本,但他还是让财政部门把他收入的20% 划归免税的经营开支。根据柏林—中央财政局的负责官员的计算,戈培尔这么一来就把大约40 万帝国马克的钱划入了免税范围。

戈培尔在1933 年还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私人财产,但很快就在搜罗豪华地产方面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帝都柏林的市长尤利乌斯·利珀特强迫万湖的施瓦嫩维尔德岛上一座别墅的犹太业主,女医生夏洛特·赫兹,将别墅以11.75 万帝国马克的低价卖给柏林市政府。1936 年3 月,戈培尔从柏林市政府手中买下了这座别墅。土地登记册上的户主名字就是宣传部长本人。1939 年,戈培尔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于是将这座别墅以18 万帝国马克的价格转手给工业家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但仍然继续使用别墅,没有向路德维希交纳一分钱的房租。戈培尔以类似的手段将邻近的一座房屋卖给了德国环球电影股份公司,但仍然免费使用这座房屋。环球公司甚至还承担了房屋的维修保养费用。

宣传部长在朗克/ 下巴尼姆县的伯根湖还有一座住宅。1936 年,柏林市政府将这座房屋交给戈培尔终身免费使用,但当然没有将地产权利转让给他。后来,戈培尔花了220 万帝国马克,将这座宅子进行了奢华的扩建。1940 年4 月1 日,柏林市政府又将邻近的210 公顷森林的终身使用权交给戈培尔,并允许他在森林土地上修建房屋。根据约定,戈培尔在森林土地上修建的房屋的产权属于柏林市政府;如果宣传部长不再使用森林,将由一个评估委员会对他修建房屋的开支做出评估,由柏林市政府对他进行补偿。

尽管戈培尔并不享有房屋的产权,他还是在1940 年10 月通过“非正式”约定,将房屋卖给了考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国有的电影公司)。考修公司同样也给了他这座房屋的终身居住和使用权。戈培尔这么做真是一石数鸟。他将并不属于自己的房产卖给了他下属的一家企业。他可以一分钱不掏就使用两座豪华宅邸—分别是施瓦嫩维尔德岛上的别墅和朗克的那座,同时还通过出售房产赚了一大笔钱,这些利润其实是投机获利,理应缴纳收入税,但他也没有缴税。另外,按照帝国财政部的指令,戈培尔还享有一项税务特权,即每半年缴税一次,并且可以延期,而不是正常规定的那样,每季度缴税一次且必须提前缴纳。

最后,戈培尔看中了第三座住宅,是维也纳的魏德灵根的一座宫殿,位于维也纳森林风景特别秀丽的区域,周围是广阔的公园。按照屡试不爽的老办法,由环球电影股份公司买下这座宫殿,改建完毕,然后交给戈培尔免费使用。按照设想,戈培尔将以德国艺术,尤其是德国电影的恩主的身份,在这里接见艺术家们,也就是电影的创作者。至于在后来战事吃紧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有没有实现,我们就没有相关的资料了。

我们在上文描述了纳粹统治阶层的腐败,之所以把戈培尔和施佩尔作为例子,恰恰是因为他们两人在纳粹统治者圈子里一向以清廉著称,与“文艺复兴式纵情享受生活的人”赫尔曼·戈林形成了对照。在第三帝国时期,戈林的骄奢淫逸就已经是大众的日常话题,也是很多笑话的材料。戈培尔和施佩尔都智力过人,精明强干,远远超过纳粹官员的平均水平。他们能够攀升到这么高的位置,不仅仅因为他们是纳粹圈子的老同志;他们虽然都对希特勒无比地忠诚和仰慕,但仍然拥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们都曾严厉地批评其他纳粹官员的腐化行为,施佩尔在战后的论述和回忆录中都写到了这一点。戈培尔在日记中则指责某些省部书记“像帕夏们一样”专横跋扈、穷奢极欲。而他们的税务特权、利用公职购买土地、毫无顾忌地滥用职权以及装点门面的欲望(这欲望只有用更大、更奢华的宅邸才能满足),在纳粹统治集团内部显然已经非常普遍,在戈培尔和施佩尔的眼里根本不算是腐败,而是司空见惯的行为,根本不会让他们产生负罪感。于是,逃税变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纳粹领导人把这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特权。很快,纳粹领导人的个人习惯和基本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魏玛共和国所谓的“官僚腐化统治”最严厉的批评者很快自己也变成了事实上的腐败统治者,而且腐化程度是史上从未有过的。

纳粹领导人用来居住和炫耀的宅邸,比如希特勒的贝格霍夫别墅和戈林的位于绍夫海德的狩猎庄园,在第三帝国初年还只是一般规模,在后来就发展成了气势恢宏的豪宅。光是将“卡琳堂”狩猎庄园改建为“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豪华宅邸的工程就花了德国纳税人超过1 500 万帝国马克。卡琳堂的年度管理费用就高达

47.5 万帝国马克,其中四分之三由帝国政府承担,四分之一由普鲁士州政府买单。另外,戈林在东普鲁士的罗敏腾还有一座“帝国狩猎庄园”,在柏林的帝国航空部庄园有一座别墅,在上萨尔茨堡有一座“阿尔卑斯别墅”,在佩格尼茨的诺伊豪斯拥有费尔登施泰因城堡,还有五座狩猎庄园,分别在波美拉尼亚、达斯、尼登、东普鲁士的派特河畔,还有国王湖。

“帝国元帅”在旅行时可以动用一列豪华专列,专列长期运载着十辆汽车和一个面包房。车厢内部装潢使用的是最昂贵的高级木料。仅仅戈林居住的两节车厢就花了国家财政132 万帝国马克,这还不算布置和陈设的开销。1937 年,德意志全国汽车工业联合会赠送给当时担任普鲁士州总理的戈林一条游艇“卡琳2 号”,其建造成本为75 万帝国马克。戈林收藏的艺术品—有的是别人赠送的,有的是买来的,但很大一部分是掠夺来的—包括1 375 幅画作、250 座雕塑和168 幅壁毯,总价值达到好几亿帝国马克。

[责任编辑:何可人]

标签: 纳粹 希特勒 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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