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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


来源: 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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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文,有识,有趣——凤凰副刊


现在我必须谈谈我作为一名女性的经验。

坦率地说,在我个人的成长历程中,尤其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从来没有感到身为一个女性的困扰。当然,肯定也遇到过某些男女不平等,落在我自己头上的和发生在周围人身上的,也会有不理解和烦恼,但是说到底,性别问题没有对我的个人生活和精神造成严重干扰,没有带来一种类似创伤的生命经验——它们像咒语一样缠身,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摆脱。我出生在一个开明的、民主的家庭,家里的唯一男孩是我哥哥,但对他的要求绝不比对其他女孩低,事实上只有更加严格。他和我们四姐妹一样穿衣吃饭,一样做家务事,一样拥有少得可怜的零用钱。我父亲能够让每个孩子都感到自己是受到关注的,是得到重视的。这一点,我非常感激他。我母亲是一个解放型女人,不仅如此,由于她天性率真,关于女人的传统印迹首先在她自己身上就遗留无多,她更不会拿它们来要求我们。她在家从来不做家务事,玩得比我们孩子还要多,别人对此如何看待她充耳不闻。我的一些女性知识来自祖母,裹小脚的祖母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生性柔弱,从不教训人、支配人,因此她的传统知识没有对我产生干扰性的、强迫性的阴影。在她偶尔发表对于母亲的不满之后,她会跟上一句:“她会寻钱啊。”在无法经济独立这一点上,祖母自叹弗如。作为第三代的我,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在这中间做了长期的对比、观察:我不想像母亲那样,做一个脚后跟朝家门的女人;但也不会像祖母一样,做一个只会替儿孙们洗洗涮涮的女人。

我感到作为一个女性的受阻与困扰,是在我自己结婚之后。某种出自个人切肤之痛的苦恼,并不是西方女权主义知识所能够解释的——既不是“男性中心论”“父权制”,也不是任何一种“潜意识”“空白之页”“本质”或“差异”的理论以及“被阉割的焦虑”等,不,完全不是这些。这样一些概念和框架不能描述我的经验,恰恰相反,它们与我的经验相去甚远,有些更是背道而驰。我只有少数几篇关于女性写作的文章,在这条道路上似乎走得不够远。但我依然可以说,建立在西方女性经验基础之上的女权主义理论,与我作为一个中国女性经历的现实不相匹配。那么,我所感到的是个什么问题?我该怎么来描述和认识它?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不知道自己遇到的是什么情况。那种处境就像在大水中行走,完全没有道路和任何标志,面临灭顶之灾却喊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呼救,因为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那真是一种非常晦涩的经验,你找不出一些词来描述它们,你根本看不见地平线,真可谓“撞见鬼”了。那种孤独是难以描绘的。你碰见了一种不能说完全闻所未闻的东西,此前多少也有所耳闻,但是没有想象过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也不知道那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和后果。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有它不可逾越的性质,是一道“铁门槛”,有过此种经验的人和只是听说过这种事情的人,感觉是大不一样的。

感到孤独还在于——你遇到了某种东西,你正在经历某种事实,但是它无法得到确证,无法陈述这种事实,无法表达对于这种事实的感受。比如说你不喜欢每天晚上一个人看着天花板睡觉,不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而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或者十年八年;你不喜欢每次夜间醒来时,身边抓不到一个有温度的活物,一张大床上永远空荡荡的;你不喜欢和你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那个人,尽量回避和你的皮肤的接触,经常是好几个月,你们之间没有一点身体上的触碰,觉得那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当你觉得事情已经到了忍无可忍、认为这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生活时,可是对方却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若无其事。这时候你就觉得孤独极了,没有人和你一道接受这个非人的事实,觉得那是一件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共同事情。

你也无法向任何人指出这个事实。你向谁去说这件事?它是多么令人难以启齿!多么令人羞愧和羞惭!何况这种事情,任何的别人都没有切肤之痛,谁来同你一道感受,体验你所体验到的这种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处境?人们会把你说的不当一回事,不会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他们凭直觉能够感到,你不是第一个经历这种事情的女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说到底——他们会想——这种发生在夫妻卧室里的事情,旁人不好插嘴。在人们熟悉的那个传统中,没有身体的恰当位置,没有关于身体的伦理和真理,除了在一些所谓“黄色小说”中,现实中没有一个正人君子以理直气壮的方式,谈过身体的正当性、身体的存在、身体的伦理和身体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的是,即使他们去做夫妻在卧室里所做的,也是把它当作一个失误、一种不慎、一件和“背叛”有关的事情。

发生在卧室里无声的杀戮就不叫杀戮?卧室里的人性缺乏就不叫人性的缺乏或丧失?

那是一种真正可以称之为“杀人不见血”的做法。我要说——并且可以担保——这种不仁不义的做法,在我们的周围生活当中、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以一个颇为可观的数量存在着,只是缺少记载而已。无数像我这样的女性,只能在一种全然的喑哑无声中度过寂寞、压抑、受折磨的一生。在我自己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的人当中,类似的事情就有若干起。

——我曾经给一位割股动脉自杀的女友最后梳头、穿上殓衣,她是在与丈夫共同招待了家中的一位来客之后,深夜与来客同宿而被丈夫发现,羞愤之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什么样的力量使得一个女人,在丈夫仍然在家的情况下,与其他男人同眠?在她死前一个月我和她有过简短的对话,她急促地对我说:她丈夫“对谁都好,就是对我不好”。说实话,当时我自己也没有认真把她说的听进去,也许她在寻求帮助,但是我没有以恰当的方式回应她。

——一位在许多人眼中十分成功的男人被诊断患了肝癌,这种病一般活不过三个月,可是他的妻子却在几乎是他弥留的病床上,让他签了离婚协议书,并很快与别人结了婚。在外人看来,这种做法是不可理解的。无论如何,这个人快要死了,再稍微等一等。据我后来的观察,这个在报纸上被渲染为几乎是千夫所指的女人,实际上是位十分通情达理的知识分子。之后,有关这位死者如何“不解风情”“不行丈夫之道”的说法,陆续流传开来。我不敢断定,这个女人是否坚决不愿意做这个男人的寡妇,或者坚决不愿意这个男人以她丈夫的身份去世?如果是那样的话,需要多么大的隐痛,才能积累起如此深刻的怨恨和仇恨?

诚然,在单个的男人和单个的女人关系之间,呈现出不同的个性或者说异质性,这一个故事和另外一个故事像两片树叶一样,不可能完全雷同;造成这些故事的病毒很可能不止一个,很可能存在其他的病毒及多种病毒并发的情况,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一个结论中去;但如果说,在它们之间享有一个共同的病毒,有一种通病的存在,而且发病率并不算低,恐怕是不过分的。

某种共同性还在于,这些故事中的男主角在世人眼中都是好男人、优秀男人、成功人士。他们的确有许多魅力,有许多过人之处,除了在卧室这种失却公共光线的地方,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令人满意、值得称赞的。然而这样一来,身处其中的女性就会更加孤独:你所碰到的并不是坏人,相反,是人们眼中十足的好人,他无意加害你,也无意加害任何人,甚至他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特别不满,包括对于你本人,也心存善意,一如既往地对你好,在生活中尽可能地予以照顾,甚至并不把眼光落在别的女人身上!可以说,凡是在人们目光所及之处,他都像个模范,这样的男人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如果其中有一位妻子去问丈夫为什么不上床睡觉,得到的回答会是如此不可思议:“我要写作啊。”

处在这种境遇中的女性真可谓万劫不复了:她的家庭生活一部分是外人看得见的,是成功和令人艳羡的;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是外人看不见的,是悲惨的、非人的。到底她该怎么判断自己的生活?对此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她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她是否应该坚持自己在卧室中看到的真相?是坚持从卧室这个视角去看问题,还是相反?这样一桩仅仅掌握在她一个人手中的真相到底有多大意义?是仅仅对她本人有意义,还是对他人也有意义?思考这些非常艰涩的问题,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因为事情本身就是分裂的,外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如此难以衔接。她在这中间努力挣扎、辗转反侧、反复犹疑,多次对自己说,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立刻终止,但是总会有别的事情冒出来将注意力转移,让她觉得卧室里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于是一再拖延下去。某种界限一再动摇,一再遭到模糊,到头来连她自己也弄不清事情是怎么开始的,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在这中间是否有人要承担责任,或者由谁来担负主要责任。用哈维尔的话来说,生活是一个有机体,损害其中的一个器官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肌体。失去了卧室里的真相,可能是失去生活其他方面真相的一个结果,也可能是失去生活其他方面真相的一个开端。

顺便说一下,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把握“经验的真相”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有某种东西存在于某处,人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肯定它的存在,允许它进入视野,渐渐能够和它产生对话,寻找出与它交流的语言,是一件吃重的工作。这里用得上一个词“确认”,有事实存在于某处,但是,人们没有对此加以确认,把它认可和接管下来,它就如同不存在一样。这里需要敏感、需要诚实、需要坚持、需要和“生活隐藏的层面”进行对话,把眼光放在“名不见经传”的事实上面,发掘出掉在生活缝隙中的东西。简单地说,多请教自己生活中的经验,而不是请教名师、大师。很可能,只有建立在“经验的真相”基础上的理论框架或者结构,才有可能是结实的、站得住脚的。

回到我们的论题上去。即使在那种因为不被确认而倍感痛苦的情况下,令我感到困惑的也不是我自己的这个性别,我思考得更多的是另外一个性别。我渐渐发现,这不是发生在某些个人身上的事情,不是某些个人的思想品质或者心理生理有什么问题,而是一种和中国传统有关的某种性别现象。确切地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政治中存在着某种病毒,这种病毒隐藏在谁的身上、什么时候发作并不重要;实际上,携带这种病毒的人,其本身也是受害者,对于在他身上发生的事实,他本人也困惑无比。他无意伤害任何人,到头来却深深地伤害了他最不想伤害的人。如果说他有什么不满,他只是对自身的行为、状态感到十二分的不满。他也在苦苦挣扎,在进行某种自我战争,想要摆脱加在自己身上的符咒,但结果发现这非常难,难得像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病毒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够制造的。

在下面尝试对这种病毒进行分析之前,还应补充一句:我提及这种现象,并不否认在中国存在制度上的男女不平等,制度上的“男尊女卑”过去有,现在也有;对此,和对于其他不平等的制度一样,我一概地不接受并予以反对。但同时要考虑到,一种制度具有若干个侧面,很可能某种制度内部即存在许多断裂,因而它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具体面貌,不可以用一句制度上的结论就把所有问题解决了。我将切入的这个角度,也是整体上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的一个侧面,只是它所造成的某些后果,至今人们谈论得很少,尤其是给女性带来的影响,比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已经涉及的,还要复杂、缠绕得多。

比较起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在表面上更具有某种人性。虽然也是等级制度,但等级之间并非绝对森严,处于较低阶层的人们可以通过“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制度、“金榜题名”,而一举改变自己的出身,“鲤鱼跳龙门”,从“民”一跃而入到“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封建制度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铁板一块,它有许多裂缝,允许并吸引社会底层的人加入进来,给他们提供一种与之前相比可以说是“天上人间”的生活。这在西方封建制度时期的等级制度中是难以想象的,平民出身的人想要改变自己的阶级所属,根本是无稽之谈。然而在表面上的人性化背后,中国封建制度也拥有一种更加残酷的实质——对于后加入这个制度的人,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你既然是空手前来,不具有任何积分和前提,不具有任何政治或者经济的背景,那么你只有无条件地屈从于现有制度,你在这个制度中所占有的份额和你屈从的程度成正比——你越是屈从,越是放弃自己的一切,你就越有可能往上爬,成为等级制度的更上一层,也就越体面、越风光。

这种屈从已经到了完全把人掏空的地步。为了使其成为制度中的一名合格成员,首先要做的,是否定这个人身上一切自发性的东西,一切与生俱来、直截了当的东西。在这方面,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是中国的宦官制度。早在甲骨文中,便有“阉割”的字样。阉割最先是一种对待罪犯以及战俘的刑罚,这些经过阉割丧失了性功能的男人,进入皇宫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成员,成为宦官。自隋唐以后就不一样了。如果说前期的宦官主要来源于“被迫”,那么这之后宦官的来源主要是民间的私行阉割。官方设立专门的招募机构,可供民间阉人自行投充,出身寒微的人于是可以在“人面前”度过自己的一生。明代是宦官制度的鼎盛时期,宦官机构之庞大、人数之众多、权力范围之广,甚至到了严重危害皇权和社会的地步。阉割的行为又名“净身”,即将这个身体弄干净。整天围绕在皇帝身边,拥有自己生殖器的就是不洁的。投充的阉人大多是幼年净身,中年净身的很少,尽管按现在的眼光,七八岁净身的孩童尚不能说有自主意识,但是比较一下给女孩子裹小脚的现象,就会看得十分清楚——裹小脚完全是一种强迫的行为,不管女孩愿意与否,缠脚是必需的人生第一课;而净身却不是。净身的过程中必须经过被净身者的同意:当被阉割者仰卧在床,一人固定其腰部,另外二人分别按住其两条腿,用布扎紧其腹部和大腿上部,在用辣椒水清洗生殖器和阴囊之后,主刀者必须最后问一次被阉割者:“后不后悔?”待其说“不后悔”后,才将其阴茎和阴囊割下。据记载,明清时代的大部分宦官都来自京城附近的河北、天津等地。河北的大城、天津的静海,这两个地区是明清两代出太监最多的地方。在进宫之前,他们还要接受严格的检查,如果“去势不净”,不能获准进宫。

问题不在于这些真正实行了阉割手术的人有多少——他们在数量上的有限,很容易让人认为这种现象只与人口上的少数有关;比阉割的人口分布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制度,是这个社会所有男性都同意、认可并参与巩固强化的一种体制。这种制度承认并一再复制这样的神话: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男人面前,其余所有的男人都需要让步;那些没有被阉割的男人,将尽一切可能满足那个唯一的男人的需要,包括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样一种制度下,“被阉割的焦虑”就不是只存在于符号或者想象之中,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比照已经被割掉生殖器的太监,这些人只是暂时替皇帝保存这些东西而已,从本质上,它们不属于他们本人。或许是因为受罚,或许是出于效忠,一旦皇帝有这样的需要,那么,他们将随时奉献出来,没有后悔的余地。而迄今皇帝还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仅仅是皇恩浩荡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宦官制度并不是那个社会制度的不起眼的附属部分,而是它的表征乃至核心所在。否定一部分男人(太监)的性别身份,实际上是否定除了皇帝之外其他所有男人的性别身份,至少在皇帝面前,其余的男人都是“次男人”,有待完成最终的阉割手续。因此,净身就不仅是发生在一些男人肉体上的事实,它也发生在其余男人的意识当中。当一些男人身体上遭受阉割之时,另外一些男人在精神上、人格上、尊严方面就毫发无伤吗?被割掉的男根是个空洞,另外一些男人虽然挂着那个东西,但也是徒有其表而已,对许多人来说,它仅仅意味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当然,这套逻辑适用于自愿加入这套游戏的人,适用于那些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贫贱地位、想要在险恶的朝廷官府中谋求生存和权力的人。应该说,传统封建制度的皇帝并不直接召唤每一个人,只要不犯上作乱,你是井水,皇帝是河水。但是对那些不甘心居人下、想和皇帝同饮一江水的人,却不一样。他们接受皇帝的询唤,想要在这种等级制度中获取一个位置,但皇帝对他们的要求是制裁性的——必须把自己打扫得干干净净,除去自身的一切私心杂念,让自己成为皇帝意志的跑马场。由于其完全金字塔的性质,处于这个等级制度上的每一个层次,都有在它上面的更高一层,因而它自身仍然是易受攻击和面临威胁的。我完全不想用“女人”这个词,但是在那种权力游戏中,皇帝和臣子的关系,经常被比喻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净身入宫的男人在有地位的太监的引领下,要立下“婚书”,即把自己当作女人一样“嫁”到宫里去;而一些得不到皇帝重用的男人,会把自己比作迟暮的“香草美人”或者“宫廷怨妇”,抱怨皇帝不垂青他们。这种现象拿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是无法解释的,那里有一个“菲勒斯中心”,即男根中心;但是在中国,即便是男根,也不是牢不可破的,它时时处于被阉割、被削弱、被威胁的危险之中。对许多男人来说,这个表述改为“只有一个男根是中心”更为恰当。而他们自身,则处于“去势”和“非雄性”之中。

如此牺牲,所换来的回报是相当可观的。中文中“出人头地”是一个难以用西方语言对译的词,与它比较接近的是ambition,即“野心”“抱负”。拥有ambition的人虽然不安分,但是他所要实现的是自己的某个目标,一旦自己的某个梦想成为现实,这个人就有成就感,就会感到满足,他以自己的尺度衡量自己的成功;而对于想“出人头地”的人来说,其奋斗的目标在于获得一个“人上人”的身份,他需要在与别人的比较中,证明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出类拔萃的,他需要时时有人仰视他、艳羡他,承认他是如何了不起、如何超越了许多人一跃而成为众人仰慕的对象。换句话说,“出人头地”需要有人围观,荣华富贵需要有人在场。这是一种奇特的精英意识,所依据的不是对于社会的责任感或者贡献,而是被他人知晓、自身出名的程度。所谓人和人之间的真正平等,这种平等的根据何在,对这样的精英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除非“出人头地”,否则便一无是处;除非能够高居于他人之上,否则便一无可取。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若不流芳百世,便要遗臭万年。

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很长时间的艰苦准备,寝食不安地苦读不已。读那些遥远的古代圣贤的书——四书五经,把它们读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以至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能够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博得众人的一片称赞。在这里,知识不是作为对世界、对周围环境、对人自身的某种了解,而是完全脱离了作为个人的经验环境,脱离了这个有血有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经验事实。一头扎在圣贤的典籍之中,没有必要将某种现实拿来作为一个人头脑中世界图景的类比或者参照物。依据拉康的“现实界”“想象界”“象征界”三重世界的划分,这样的人,他们仅仅面对“想象界”和“象征界”,而不用面对“现实界”,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种现实世界。一个农民的儿子,如果他立志改变自己的命运,由“民”变为“官”,那么他越是远离农事、农业方面的知识,他便越有可能获得成功。在他的知识谱系上越少涉及他本人,越少有他个人的标志,他便越有希望达到目标。说到底,“现实界”的被悬置,是由于这种现实中的个人被悬置起来的结果。一个人无法经验这个世界,是因为他无法经验他自己。他的整个存在具有一种不及物的特点,既不触及这个世界,也不触及自身。“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么一个人,假如他的目光暂时离开书本,而抬眼看世界,会看到什么呢?一片朦胧和困惑而已。

因此,早在进入权力关系之前,他在想象中已经把自己当作权力游戏中的一方了,他就生活在某种想象之中,把想象当作入口,从而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和历史上的那些圣贤对话,替逝去的和当今皇帝着想,头脑中考虑的都是国家社稷大事,为之夜不能寐、食不知味,“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心里唯独没有他自己。借用马克思的表述,这种人把一些完全不属于自己的思想感情当作了自己“真实的出发点”,而作为真实的个人、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存在,在一片云山雾罩的高词大语中,被一笔勾销了。而且这种勾销越彻底,将个人掩埋得越深,便仿佛离某个目标越近。在这个意义上,某种屈辱不是实际上卑微的社会地位造成的,而是他对自己的如此惩罚,将自己放在一个需要自我隐匿的位置上,把自己当成了需要销毁的对象,如同罪犯一般。他脸上始终挂着的罪犯般的表情,时时在提醒人们,这个人还有尚未来得及藏起来的东西。他继续像耗子一样匆匆掠过人群,惊恐地寻找安身之所。同时这种隐藏的行为,也是需要深深地隐匿起来的。最成功的隐匿是替换、置换,把各种各样遥不可及的、与自己没有切身关系的东西,说成恰好是自己所想的、所拥有的、所投入的。用普鲁斯特的《在斯万家那边》开头的话来说:凡不是我自身的东西,土地、事物,在我看来都更宝贵、更重要、具有更真实的生命。

他把自己的生命和意志交了出去,他和那个神秘的最高意志之间便有了一份看不见的契约,他和它之间休想有谁能够插进脚去。他每次上香供饭,别人都不得插嘴或者插手。他后来的生活分为明和暗两个部分,后者指的是耐心地等待那个神秘意志垂青于他,前来召唤他、重用他,把他推到某个关键的位置上去,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交到他的手中。尽管这项等待漫无尽头,但是他毫无怨言,他不能对那个至高无上的意志说什么。在明确了这一点之后,他感到轻松起来,他的生活从此可以变成一桩桩权宜之计、一个个大大小小找得出来的借口,而且理由都充足得很,振振有词,落地有声,如同在阳光下一样明亮耀眼,经得起推敲——我没有什么个人意志,我所做的无非就是替你们服务,我替你们着想,替大家和每个人着想,这有什么过错?他把他自己弄成了一个“代理人”。他每天打开大门,迎接每一位前来求助的人,他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当成了来自那个最高意志身旁的不同使者,是前来询唤他、支使他,也是拯救他的。这让他的生活充满意义。于是他整天像陀螺似的被抽得飞转,忙忙碌碌,事无巨细,且走到哪里都像个钦差大臣,带着某个最高指示,而不远处还有别人正等着他去传达。他必须场场出席,以完成必要的手续和仪式。他永远生活在某种“不得已”“不由自主”当中,左也是为难,右也是为难。他这个人所有的真理都掌握在别人手里,是别人手中已经上好了的发条,他只是将它们如期释放出来。每次替别人完成一件事情,他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自身变成一个越来越难以承受的重负,于是他只有把自己更彻底、更迅速地推出去。但问题是,如果这个人不习惯了解自己的欲望,他怎么可能把握别人的欲望,知道那就是真实的、别人正好需要的?他只是以一种想当然的方式去迎合和替别人包办。

他还成了他自己的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和其他客人一样,依照某种频率不时地造访,他对这位客人同样笑脸相迎,店小二的毛巾挂在肩膀一边,说:“您好!您请坐!您请喝茶!”和对待其他客人一样,他不敢深究,不去听取这位客人到底需要什么,他的真实想法、真实处境如何。对这个客人他也必须一视同仁,店主人的时间不多,还有别的客人在等着他呢。他是天下第一能够委屈自己的人。在他立志把别人的意愿当作自己的意愿、把别人的出发点当作自己的出发点之后,他把自己弄成了一个没有真相的、幻觉般的存在,原先属于他本人的那些念头、想法,不过是要死死捂住的“日间余思”(阿尔都塞语),它们永远不能出声,不能暴露其真实身份。于是“代理人”的生活被裁为两截:一方面,在光线到达之处,他同各式客人高谈阔论,汪洋恣肆,过一种想象中的“人上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在光线不足的地方,他自己则像一只默不出声的蝙蝠,紧紧贴在潮湿、阴暗的墙壁上,无人问津,他自己也不过问。时间长了,这只蝙蝠由于没有任何抵达外界、吸取营养的通道,变得越来越枯萎、越来越失去真实的血肉,最后真的成了一个无声无息的影子,其存在变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种文化人格普遍地存在于中国划分等级制度的封建社会里。即便在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身上都不难找到相似的东西。需要回答的是,经过了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这套东西如今安在哉?简洁的答案是——基本上没有触动,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仍然在发挥作用。革命如何成了“革”自己的“命”,成了“灵魂深处闹革命”,成了取消任何私人空间、性别特征,乃至男女区分,便是说明。“把一切献给×”,这样一个句式居然能够在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流行,应该说是奇观。如前所述,在古代,某些逻辑也只适合那些自愿加入这个游戏的人,而在20世纪却变成了“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都要争当尧舜,都要失去血肉、剜却自身,这样的思路不是在短短几十年内能够积累得起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是五四时期的男性,在呼吁个性解放时,同时呼吁妇女解放,也为此做出了不小贡献,但是他们对于自身性别的解放,却几乎没有触及。宦官阉割和妇女缠足,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的两件事情,都可以看作是那个制度的核心表述,前者甚至比后者更为惨烈。

是不是可以把妇女缠足看作是男性在遭到“非雄化”的对待之后、在感到自身力量不足之后,对妇女所做出的严格限制?在美感方面对于男人所做出的补偿,是安抚性质的,被削弱的、裹了小脚的女人,不会在他们心理上造成任何威胁。如此,精神上残缺的男人和身体上残缺的女人,正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在经过了强烈的自我否定之后,这样的男人把目光永远落在别处。他寻找不出自身真实的出发点,寻找不出自身的地平线,寻找不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恰当比例。他把自己嫁接在各种各样的外部力量上,朝廷的或者江湖的,国家的或者小团体的。说到底个人名声是最重要的,而名声来自他人。于是他就嫁接在不同的他人身上,将他人的意志当作自己的意志,将他人的要求当作自身的要求,就是不在自己身上寻找恰当的安身之所,将自己安放于此处而不是彼处。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没有自己的忧和乐。一句话,他没有自己生活的真相,他也绝不敢去追究这种真相。

很难想象这样自认为不可取的男人,会在自己身上找到乐趣或者享受?他会把自身的要求、愿望、欲望,当作值得欢迎的东西加以肯定和接受?他会在自身内部寻求生长点,愿意在某些时候关起门来,和一个女人共建一片私人性的天空?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他无法面对自身,那么他也无法面对一个女人,和一个女人长久地、面对面地相处,是一件无聊烦闷的事情。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通途,能够到达其他地方,而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男人来说,一个女人意味着一个终点,意味着他生命空间的一个极地,他不需要继续往前走,不需要做给别人看,不需要再演戏、掩饰和逃避了——他无处可逃。万一他还要逃避自己,唯一的办法是逃避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在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他生活真实的一个见证。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他不需要女人。

我曾经讲过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从任何别人的角度来看,宋江乃天下第一大好人,永远满面春风,替人排忧解难,有求必应:“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舍,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他把自己完全架空起来,仿佛他这个人就是一只美丽的大鸟,优雅地飞越人们生活的上方,哪里有危难,他即刻就在眼前!这就是所谓的“及时雨宋江”!然而他这样做,并不是没有他的个人目的——在江湖上博一浪名,为今后进一步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埋下伏笔。如此一个曲曲折折的男人,他和女人可能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阎婆惜不过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裂隙、裂缝。他是架不住王婆再三撮合,将王婆的出发点当作了他自己的出发点,和阎婆惜双双走进了洞房。然而王婆的意思也并非王婆一人所拥有——有家有室,是一个男人进入正常社会的入场券,表明他不是一个异数,他是守规矩、合礼法的。不管那是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不管他是不是真的要和这个女人相守终生,建造自己的空间,享受生活的良辰美景。他对阎婆惜显得那么漫不经心,娶回来就当作一件家具,任意扔在一旁,继续从事他接济天下的宏伟大业。

可阎婆惜偏偏是个不谙时势的小女人。这个按其本性生活的女子不懂得去领会宋江生活中的那些曲折难言之处,不明白宋江眼前的种种做法背后深藏的“大义”“大德”,甚至不能欣赏宋江身上众人交口称赞的那些美德——因为这些美德直接妨碍了她的个人生活。这位年轻的、正当年华的女人只想过自己的日子,享受自己生命所拥有的权利和美妙,不辜负转瞬即逝的良辰美景。而当宋江慷慨地将他自己转让、出让给其他每个人时,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留给这个女人,实际上他什么东西也没给自己留下。说到底,阎婆惜向往的无非是“二人世界”,是皇帝来了也可以不开门的那份小天地,而这恰恰是宋江感到不解,乃至深恶痛绝的。他不能想象作为“戴罪之人”的他怎么还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某些乐趣;不能想象和一个女人的生命水乳交融,与她情深义重会成为他生命中一笔划不掉的财富;不能想象若是在卸除了所有的面具之后,一个人还怎么可以是有活力的、有趣的;不能想象一种行为若是不能展示在众人面前、不能作为一种业绩或美德来炫耀、不能进入编年史或教科书,怎么还值得为此浪费时间和精力?

他宋江若是“戴罪之人”,阎婆惜当无条件地也是“戴罪之身”;他若是主动“配合”其他每一个人,阎婆惜当更主动地、更默默无声地配合他。此乃阎婆惜的“大义”。她最终应当成为宋江的紧随其后的影子,聪明地弥补他生命和生活中的种种漏洞,帮助他掩盖伤痛和屈辱,甚至替他撒谎。可阎婆惜偏偏是个也会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人,她单纯的生命和这种生命极其单纯的要求,暴露了宋江竭力加以掩饰的他自己生命中的黑暗,无意中闯进了宋江死命捂住不让任何人进入的生活禁区,撩开了宋江像破布一样卑微、战栗的灵魂一角!她是宋江真实生活的见证人!于是她被宋江看作是有敌意的,前来伤害并向他发出挑战的。宋江或许已经明显感到了自己在阎婆惜面前的失败,他能满足其他每一个人,单单不能满足阎婆惜。他心中为此十分不悦,可他做不到,和阎婆惜单独在一起让他提不起神来。没有人教会他与人相爱,教会他那是一个孤独爱上另一个孤独,是两个孤独的人互相依偎。他拿阎婆惜没办法。在这个意义上,阎婆惜这个不谙世事的年轻女人还意外地激起了宋江对于自身的敌意,更准确地说,是凸显了对于自身的某种强烈不满:宋江早就对自己憋了一肚子火,按他本来的抱负和志向,岂是轻易就范、天生给人赔笑之人?只不过他把所有这一切暂时隐忍了下来。他身上隐忍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白道黑道都蹚,明事暗事都做,左也是身不由己,右也是身不由己。

人怎么可能去满足其他每一个人的愿望而不扭曲他自己的意志,不在他自己的生命中堆积怨怒和愤恨?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恶,难道可以在他自我标榜的一桩桩善行中自行消解?比较起来,另外一种说法更容易让人接受:凡是被压抑下去的那些东西不会自动消失,它们总得有一个去处,或暂时隐藏在什么地方,一旦有机会便会爆发出来,剩下来的问题仅仅是——等待或寻找适当的机会以及对象。于是,在他抽刀砍向阎婆惜(因为这个女人知道他的真相)的一刹那,他身上潜伏的火山遏制不住地爆发了,他全部的恶和恶气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干得那么不含糊、那么痛快利索,下手那样狠,与他平日给人的表面印象无论如何也联系不起来,然而这一刻——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却是他唯一一次真情的流露,是他这个人“激情”和“快乐”的一次现身。只是,那个叫作阎婆惜的女人必死无疑。

我敢说,宋江这种人格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一种叫作“宋江”的病毒,潜伏在一心一意想要出人头地、梦想荣华富贵的中国男人身上,随时可能爆发,以各种不同的名义。这种人自我厌恶,同时厌恶别人。某种接近“厌女症”的行为在他们那里是天长日久准备着敬献给皇帝的一份大礼,不和妻子上床,是为了每天给皇帝保留一个“处女”之身,准备一份忠心,潜意识中以为这样就有了更多的被召进宫的机会。他们自我谋杀,同时谋杀别人——客观地说,不是他们对自己的女人不好,而是他们对自己不好,他们不给自己留下生命和生活的空间,于是离他们最近的那个女人倒了大霉,和这样的男人根本不可能构成私人空间,他们的一切都是随时准备贡献出去的。他们自我压抑,也压抑别人;自我阉割,也阉割别人。对于女人来说,如果你面对的是这种呈“去势”的男人,你怎么可能做一回实实在在的女人?换句话说,他们把自己看作皇帝的女人,那你作为女人,便是可有可无的物的存在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宋江们的很多做法很像同性恋。他们似乎对其他的男人更感兴趣,他们和自己的同性在一起更自在惬意。且不说某种精神上的“神遇”和所产生的内心激动,单拿举止来说,他们之间的许多表现。比如两个男人喜欢在一个铺上彻夜长谈,早晨起来一个托着头、一个撑着腰,谈话变得柔情蜜意了;喜欢执手泪眼相看,涕泗滂沱,不能自持;喜欢公开表达某种相见恨晚、生死相交、性命相托的感情。——若是在另一个语境中,是可以把他们划分到同性恋的行列中去的。但是他们和同性恋的本质区别在于,同性恋者是量好了自己的尺寸,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他们拥有自身的出发点;而宋江们并不习惯思忖什么是自身的出发点和要求,他们的思想感情起源于其他人,同性恋这种个人化的行为不属于他们。即使他们中间有一两个是真的同性恋,这些人自己也绝不会承认,他们宁愿自己受罪、让别人受罪,也不会认可这种现实,因为这将把他们排除出“正常社会”之外,而他们是要在“正常社会”中高人一等的。对其他男人的亲近,是他们接近更高权力的一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其他的男人更像是一种介体(介质),在无法和更高权力阶层直接通话的时候,其他的男人变成了传导物,成了高心理能量向低心理能量(弗洛伊德的理论)转换的一个承载体。比起女人来,其他的男人更容易在权力竞争中占据一席地位,因此他们是一个通道、一个出口、一个有可能接近更高权力的位置,至少,从这个角度更可以觊觎更高权力,和更高权力发生一种想象的、暧昧模糊的关系,暂时满足那种终将要掌握权力的幻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男人们聚集在一起,在酒精的作用下,于烟雾腾腾之中胡吹海夸,感到十分不习惯。他们从洪秀全、火烧圆明园、义和团、八国联军、丁汝昌、邓世昌,侃到国共第一次合作、第二次合作,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红军四渡赤水,共产党和国民党某一次战役的时间、地点、人数、各自所出动的装甲机械部队,大军渡江,朝美战争,中美谈判等等,像是把所有老电影回放一遍,下次聚会时再按原来的顺序倒过来重放一遍。我一直想写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叫作《绣红旗》,即三个男人聚首长谈一夜,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就在他们的唾液中诞生了。作为女性,我们还不忙着“线儿长,针儿短”地绣红旗,站着干什么?

宋江们在什么时候想起女人来了?在他们被皇恩彻底冷落的时候,在他们被拒绝于权力游戏之外的时候,习惯上称之为“落难”的时候。这时候他们身边无人,他们忽然想起还有女人这种比大自然略高一筹的“次人类”;这时候他们知道女人的种种好处了,他们把女人当作救命恩人,当作“地母”,希望女人能够给他们提供一切,从食物到性。张贤亮早先在《绿化树》里写的情况,决非个别。当然女人还要对他们在权力游戏中饱受蹂躏的心灵,给予无比的关怀和抚慰。他们以前不曾和女人共享生命的良辰美景,但是有了难处就需要女人来共同担当。这种被皇帝拒绝的处境还给了他们从未有过的道德身份,当他们被排斥时,他们才感到自己是道德的,活着是有理由的,这时候在女人面前,他们的积分就提高了。女人就得把他们当作落难的公子那样看,而不再是平常人。总之,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他们和最高权力、最高精神始终有一条曲折的秘密通道。很可能,当确认皇帝不再青睐他们时,这种人会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一个禁欲主义者会变成一个纵欲主义者,而且放纵起来比谁都放纵,他们认为以前他们是“亏了”,他们觉得要弥补,要恢复心理平衡。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对女人仍然没有丝毫的尊重,不是把对方当作和自己一样平等的、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人。从前的宦官还有过凌辱民女的记载,那仅仅是他们对于自身权力的幻觉;而当他们也装模作样地“娶妻生子”,那便仅是对女人的摧残。

由于弥漫的宦官文化的渗透和影响,男人中有很多人特别能够欣赏女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阳刚之气”、她们的“尚武精神”,对此啧啧称奇,赞赏不已。所谓花木兰、杨家将,包括红色娘子军、“不爱红装爱武装”,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个奇特传统的补充。据说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将军来北京时,毛泽东请戴高乐看京剧《杨门女将》,戴看后一言不发,问及原因,戴甩下一句话:“欣赏女人打仗的男人不是好男人。”再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激进女性,是被某种眼光塑造的结果——她们的那种“伪主体性”,和男人“主体性的丧失”成正比:男人越是没有“主体性”,女人便越是有“伪主体性”;男人没有“雄风”,女人便越是有“伪雄风”。另外还有些东西是难以一眼看穿、做出解释的:譬如有男人尤其欣赏女人做牺牲,欣赏女人去做禁欲主义的圣徒,女人赴难时的壮烈、刚烈、惨烈,令他们赞叹、激赏不已。阅读这种东西,让人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怪的意味。每每这种情况,我就有一种近乎生理上的反感。

这样说,绝不是要恢复某种男性神话,重新复制男性中心论,呼吁男人的男子气、他们的雄性,完全不是。正如不存在一个既定的女人的本质一样,也不存在一个既定的男人的本质。和女人一样,男人也不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他们的性格、兴趣、爱好、个性多种多样,不同的男人有着不同的人生追求和个性特点。如果用同一个标准去要求男人,觉得男人应该如何如何,他们应该如何具有男人气概、如何像男人一样顶天立地;并且在做完了顶天立地这件历尽艰难困苦的事情之后,又要求他们像牛马一样,为家庭赚钱、买大房子、当大官,否则就什么都不是,就“不是男人”,这是套在男人身上的精神和现实的双重枷锁,和套在女人身上的许多枷锁一样,是毫无道理的。假如有这样一个男人,他对于当官、赚钱、买大房子和小汽车都毫无兴趣,他就是比如热爱诗歌。他阅读诗歌,也写作诗歌,他从诗歌这项古老的艺术中得到了最大的快乐,他认为“林中路”最适合他自己。在具足了基本的生活条件之后,他一年翻译一到两首比如法国诗人勒韦迪的诗作,自己写作不超过五首那种分行的作品。——这是他的自由,别人没有理由把他当作一个怪人、疯子,把他从男人的队伍或者正常人的队伍中开除出去。应该说,处于同一个语境之下,为权力、地位、出人头地而癫狂的岂止是男人?在我自己的这个性别中也有不少人,如果不能亲自动手去做,她们就竭力唆使,乃至驱使,乃至强迫自己的丈夫,一定要按某种人们认为的“男人的道路”去奋斗,直到把这个男人炼成灰烬。而恨不得嫁一个好太监,是她们最大的愿望。

很可能,迄今为止关于男性的知识和关于女性的知识一样,都是遭到污染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样,关键不是符合某种既定的模式,符合他人或自己头脑中关于“男人”的想象,而是建立起他自己的出发点,找到他自己的尺寸、比例,发掘他自己的真相,在此基础上,才能确立他自身的尊严和真正的人格。一个自持、自重、自明的男人,而不是自欺欺人、脚底打滑、呼天抢地的那种,在女人眼中显得更有魅力。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的解放期待男性的解放。如果男性不把自己从种种不切实际的幻觉、他人的出发点中解放出来,女性的解放就必然是不完整的。

2003年7月2日上午,在准备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特地去了位于石景山模子口大街80号的北京宦官文化博物馆,此地原是明代太监田义的墓园。田义官至四品,奉皇帝敕令在南京当过守备,掌管军中粮草。他的这片葬身之地有近二十亩,像给活人预备的许多豪宅一样,前后分好几进,墓厅、廊柱,包括鼎、香炉在内的各种石刻,虽然坐落在一片几乎是荒草当中,但是仍显示出了此人当年的风光权重。在简陋的博物馆陈列室中,有这样的介绍:宦官现象在古代奴隶制时期的埃及、希腊、罗马、波斯等国都有记载,其活跃程度不亚于中国;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均较早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中国的宦官制度产生之早、延续之久、组织之严密、影响之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正式”的国家政治制度。在提及被阉割所造成的这些人的心理特点时,寥寥只语,却入木三分,譬如屈辱感、自卑感、团体意识、发愤意识。

本文摘自孔见、王雁翎主编《生为女人:性别、身体、欲望、情爱与权力》,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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