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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背后——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来源: 凤凰读书


临近猴年春节,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篇文章作者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这是她的一篇论文,但是其如文笔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得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引起很大的反响,面对严峻的现实,面对"待不下去的城市,回不下去的乡村。"很多人心底都会有一个追问,也许这个追问正是这篇文章的原名--《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篇文章发表在《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

近日,《十月》以"回馈乡村,何以可能:文学与乡村的对话"为题,发起第四期"十月青年论坛",特邀黄灯与书写当下农村空壳化的现实的《声音史》作者罗伟章。会议由宁肯、黄纪苏主持,李陀、梁鸿、张定浩、于峥嵘等数十位社会学者、文学研究者、政府在职官员均就这一话题展开热议。

于峥嵘:能否在城市化进程中,使农民痛苦小一点?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有两个“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大变局就是国家体制制度的大变局,从民国到共和国的呈现,作为一个帝国的瓦解;再有一个大变局就是乡村社会的全面解体,这不仅是物质层面和生活层面,而是所有文明的全面崩溃。黄灯《》也是对

从社会学来看,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民政部的统计2001年,我国村委会有70万个村,村民小组是541.3万,到2011年的时候屯为会已经相差59万,村民小组降到476万个。每天有30个村委会消失,180个村民小组消失每个小时有三到五所小学消失,这是不可阻挡的事实。

于峥嵘就说:“我从来不认为,要牺牲一代人的痛苦来满足另一代人的发展,但历史就是这样。这个历史的过程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他,这个时候的确会产生一些伟大的作品反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清今天的现实,今天我们客观的现实依然是存在。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市场的城市化进程中间我们都没有找到一这样的办法,我想法是这样的,我们能不能使他们的痛苦小一点,在这个过程中间更人道一点,让他们更加有一种发展的空间,可能是我们要理解的问题。”

梁鸿:文学,应该如何回馈乡村?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成为热门的话题,其中以梁鸿的“梁庄系列”最为为大众所熟知,而如今类似书写越来越多,越来越悲情。梁鸿说:“我都说就像出疹子一样,出完以后发发热,大家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去了,你的生活没有丝毫的改变。”而文学究竟应该怎样书写乡村,如何真的回馈乡村。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刘忱就说,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农村的振兴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由社会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和有本事的农民大家一起把乡村做好,这需要一种有意识的介入,其中文学的介入真的是最重要的。

梁鸿说:“回到我们文学现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作为问题的农民,一个原形的、悲怆的,实际上夹在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很多的概念在里面。我觉得文学怎么样能播种这些东西,使得农民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问题,这样才能把农纳入历史的长河里面,纳入我们人类的声音里面,他作为人的一份子存在。”

黄灯:为什么写作《回馈乡村,何以可能?》

作为此次会议的讨论文章的作者,黄灯来自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还没出过书。她没想到文章在微信上以《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发出来会引起这么大反响,“农村媳妇”标签化太严重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在“一个边缘地方的边缘大学的边缘系。”而在这种“边缘”的地方,“当然这是我的优势所在,有很多边缘的经验。”黄灯说。

黄灯在当教授之前,当过工厂女工,工作两年后考研成功,一直从事文学研究。她说:“我特别骄傲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正是那样一段经历也全然改变了她的人生观,她说“所以我永远觉得我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像一个巫师一样,总是在注视着这个世界,看他到底在玩什么花样;有时又觉得自己像一个间谍,那种身份的边缘感特别的强烈。”

此前,在一篇《用文字与现实短兵相接》中,黄灯已经对这篇文章做出了一些回应,她说文章引起热议后,她看到很多留言,看到读者真心的袒露他们的痛苦,她也很压抑,但是她觉得“表面上看,是我的文字触动了他们,实际上是我对困境的表达,冰释了他们的情感。”

所以,当现场有学者黄灯这篇文章有“个人”书写过于严重,黄灯说:“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这就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这个家庭的命运不是个案,在整个中国是有无数的家庭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尽管我在写作的时候是从我的角度来写,但是我背后有一个声音,我是想通过这个家庭的个案来追问,为什么是这样?”

黄灯说,其实如今的自己也困惑,当一个知识分子她很骄傲,她更想要像台湾的知识、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做一点事实在的事情。

[责任编辑:唐玲 PN039]

责任编辑:唐玲 PN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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