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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克修:食指批评余秀华,并非不值一提 | 凤凰诗刊


来源:凤凰读书

从诗歌内部的历史来看,他当年赢得的地位,也不是多大的误会。而且,食指赢得的主要是行业地位,非公众地位。行业地位是评论家给出的。余秀华赢得的主要是公众地位,是读者给出的。我并没有见到战斗在第一线的评论家或诗人把余秀华捧得多高。老食指说评论家捧红余秀华,应该是他自身成名经验造成的错觉。

诗人食指

诗人余秀华

食指谈余秀华的几句话,引发各种喷,有点看不下去了。尤其不懂诗的路人甲乙丙丁,也挥舞大棒,劈头盖脑抡向老诗人。评论是自由的,不能说路人没有谈论的资格,关键是他大致在诗的路数上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当年老食指写的那些诗,未必入他法眼。但他看到食指周边那么多诗人,当年写的是什么东西吗?食指的成名,还真不是一句历史的误会就能拍死的。从诗歌内部的历史来看,他当年赢得的地位,也不是多大的误会。而且,食指赢得的主要是行业地位,非公众地位。行业地位是评论家给出的。余秀华赢得的主要是公众地位,是读者给出的。我并没有见到战斗在第一线的评论家或诗人把余秀华捧得多高。老食指说评论家捧红余秀华,应该是他自身成名经验造成的错觉。老食指批评余秀华的用词,也带有集体抒情时代的历史痕迹。这应该是老诗人食指引发大面积踩踏事件的原因。

但食指对余秀华的批评,并非他们诟病的那样不值一提。当代诗的写作,有不对人类的命运,对国家未来这类大词不屑一顾的自由。但如果写作者是贴上了某个明确标签的符号性诗人,还得具体而论。比如余秀华当年得以走红的标签是农妇诗人,(脑瘫)残疾诗人,吃瓜群众是从她“摇摇晃晃的”的现实命运,在诗歌里折射出的悲怆底色,给这个麻木的时代带来生命的痛感,而被打动圈粉的。现在她转过身来不认那个标签,去撕毁那个标签,当然就会带来问题了。在回复老食指的批评时,余秀华给出的理由是,“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让我大为惊讶。那么,她亲手撕下的标签,不只是意味着对过去自我的否定那么简单,她当初得以成名的作品,如果抽掉其现实命运的底色,也未必就比朋友圈的一般鸡汤文字高明多少。

更合理的解释是,她成名以后,随着现实命运的改变,当下最理想的下午才变成“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这也未尝不可。这种生活也是那些突然富裕起来的人最喜欢的选择。谁都有权力享受俗人的幸福。这是老食指这一代有着某种革命理想主义的前辈诗人所难以理解的。老食指的批评,不过从自我经验出发,而发出的“恨铁不成钢”疾呼而已。但各界人物,尤其是非诗人口对老食指的带有羞辱性质的谩骂,就过分了。尤其当事人余秀华在朋友圈的一系列发言,可用不忍目睹来形容。比如“上次被王家新强奸了一次,这次又被食指强奸了一次”。她应该是当作玩笑话的,她可能觉得这个比喻有幽默感,而不是显得轻佻。她长期生活在农村,虽然成了媒体的宠儿,但并没有掌握一个现代人该有的说话分寸。一些对媒体的发言虽然显出她的聪敏,但分寸问题不是靠聪明能一下子解决的,还得靠实际生活经验的积累。上次她对范雨素居高临下的发言也明显分寸失据被批。我本以为她应该由此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发现她的超级自信已经让她觉得自己发出的才是宇宙最强音。对前辈诗人食指的回复里,她还说出了更离谱的话:“倚老卖老,老态龙钟,老奸巨猾,老着脸皮,老调重弹,老谋深算,老大无成,老而不死”。这明显是一个在我老家拿着菜刀和砧板骂街的农妇形象。

当然,对食指的回应里,她也给出了自认为比较正式的理由:“我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真是一个高深的课题:人们向往田园生活,凭什么又鄙薄它?”既然这个问题有点高深,我就多说几句。这话如果出自某些居住在城市的诗人之口,我觉得不会那么意外,也较有说服力。近二十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使城市一直处于迅猛扩张之中,给城市带来了各种新问题,这让市民出现何种激烈反应都正常。他们若无意面对现实,一些诗人从时间上返回过去,一些诗人从空间上逃逸到山水田园中去,也是情非得已。从乡土诗的庞大数量来看,同时患上怀乡病的诗人不低于半数。他们或觉得,农村和自然山水,才能治疗在城市带来的伤害。问题是,他们确实在城市里受到过那么多伤害,而农村有那么美好吗?

这与现实里的情形不太一样。在我老家古同村,只有老人和小孩,成片被抛荒的土地,还愿意留在村里。中青年人,无论男女,都往城市里跑,以滞留的城市越大越光荣。大城市正成为所有人趋之若鹜之地,实现人生价值的首选地,而不是什么羁绊。中世纪有一种流行说法,城市里四处充满了自由的空气。这是对那些逃跑出来的农奴来说的,用它描述今天从各种偏远地区跑到城里来的人也适用。于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十三亿人口拥挤的工业时代,祖国山河的姿色,已迥异于唐诗宋词里寥寥数千万人口的农耕时代,真正的大自然已不复存在,但在诗歌里,那空心村和荒地,还在充当着人们的精神家园。这归功于多年来抒情诗的教育:向往较少被工业化侵略的农村,代表了朴素、善良、纯洁、自由、美好和高尚的心灵;而城市是恶的、丑陋的、冷酷无情的代名词,向往城市意味着你虚荣、浮华、贪图享受、自甘堕落。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似乎在相互作为背景,相互教唆,相互作为矛盾激化因子,在当代汉语诗歌美学上,形成了比现实世界更奇怪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城市成了抒情诗控诉的对象,一些诗人对城市表现出的情感,依然是19世纪中叶波德莱尔似的愤世嫉俗。

当年波德莱尔对巴黎的厌烦情绪,没人会理解成诗人的矫情。19世纪中叶,刚开始发威的资本主义、工业、城市化的力量,使传统的城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统治力量由之前的精英阶层变成了矿山、工厂和铁路。狄更斯在小说《艰难时世》中,把当时的西方工业城市称为“焦炭城”,一个“机器与高耸烟囱的城镇,烟囱不断吐出烟,永远在那儿缠绕,卷着解不开。它里头有条黑色的运河,还有条带恶臭染料味的紫色河,以及一大堆一大推建筑,充满窗户,整天嘎嘎作响又抖动不停,蒸气机的活塞单调地挺上掉下……”当时的欧洲重镇巴黎的情况是,一边遭遇工业和资本的破坏性冲击,一边被日益尖锐的交通问题所困扰,而各种展会带来的大量外地车辆,加剧了巴黎的拥堵。1852年,豪斯曼男爵开始巴黎大改建工程,大拆大建了18年,直到波德莱尔死后3年才完成。巴黎那一段混乱和破败的岁月,给波德莱尔这种城市公子哥儿带来的各种不适可以想见,再叠加上他个人命运遭遇的变故,他在1857年出版的《恶之花》里,对巴黎采取何种敌意,都不足为奇。当然,这是我从必然性角度进行的揣测,也不排除波德莱尔在诗歌里的情绪,纯属诗人的耍性子。但波德莱尔的这种颓废情绪,尤其是反叛精神,成了19世纪末开始,把“城市”作为其自然发源地陆续登场的各种现代主义的基本姿态。当时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虽然主张不一,但工业机器的肆虐、战争、经济大萧条是主要诱因,使他们发现了世界的 “非理性”本质,把城市视为带有某种灾难性质的生存之所。

而城市展示给当代人的,主要是其积极一面,可作旁证的是城市对人口的吸附力空前强大。除了城市人口的支撑,城市的发展也到了新阶段。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城市扩张和自我修复能力越来越强,而高技术武器的相互制肘,则使发生不计后果的城市毁灭性战争的乌云已大致散去,这些都在诱使人类在技术理性引领下谱写超级城市神话。同时,得到工具理性改造的人类,应对大城市越来越复杂的分工和合作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反过来作用于时代的变化。城市正在通过它集中的最新物质和文化成果,越来越符合我们需求的规划设计意图,在往更宜居的方向演化。当某一天,城市化水平到达某个峰值,像某些西方大城市一样,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人们不再是节假日驱车到城乡结合部的农家乐,或某油菜花田里,用一种城里人居高临下的消费心理表达出对农村的感情、对自然的眷恋,而是确实已厌倦城市生活,更向往环境得以改善的郊区、小城镇或农村,那么,诗歌里出现大面积的怀乡病,赞美农村的美好,会比较正常。

这个基本认识,有助于辨识诗人情感的真实性。对城市喜爱也好,爱恨交加也好,孤独也好,茫然失措也好,都正常。但很难想象,那么多惬意地享受着现代城市文明的人,回到诗歌却如此憎恨和厌恶他的城市,只倾心于广大乡村。在他们眼里,城市已成地狱,只有自己是地狱里的无辜者。当然,我说的是一般情形。少数诗人,对大自然的乡愁并非迷路或矫情,只是被性情驱使。城市里还有并未享受到现代文明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处境困苦的诗人,还有受到城市欺凌的打工诗人,城市之外还有少数真正的农民诗人。他们的写作,对城市或现代文明采取明显的控诉和对抗姿态,也是合适的。只是这类诗作,就算他们自己不陷入煽情俗套,也容易诱使旁人误以为,当代汉语诗歌在处理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上,还出于某种低俗阶段。何况,确实有不少此类诗歌,由于表现社会现实的意图过于功利,而显得图样图森破(Too young to simple)。

一些西方媒体近年来对我们打工诗歌过于热情的关注,就是例证。这和他们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对北岛等朦胧诗人的热情,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在他们看来,构成当代汉语诗歌地方性知识的,完全靠它在意识形态和诗歌伦理上的表现。他们对当代汉语诗歌内部的真相是置若罔闻的。而在洞悉当代诗歌内部秘密的人士看来,老外们关注的,恰恰是我们应该警惕的问题。他们的关注,反而形成了对当代汉语诗歌真相的遮蔽。所以,在写作中建立了自信的诗人,已不怎么相信来自于现代性发源地的意见。虽然他们率先启动了现代性按钮,但当现代性黑暗或光辉已成为人类集体命运,他们体内没有流着我们的血液,没人替代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无法体会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自然也无力裁决汉语诗歌的现代性问题。时至今日,汉语诗歌现代性的合法性,只能靠我们自己,一些率先在自己和脚下土地之间建立起语法关系的诗人来完成。

余秀华是贴上了命运坎坷的底层农民诗人标签的,作为该标签的明显受益者,她固然有随着现实命运的改变而不断调适自己诗歌形象的自由,但别人也有权以她过去赖以成名的作品,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期望。把余秀华的诗,和她脚下的土地之间建立起某种必然的语法关系,在我看来,食指的要求,并不是要否掉余秀华,反而是在以某种标准拔高余秀华。余秀华显然领悟不到其中深意。所以,我毫不怀疑她当下最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的真实性。她完全可以“生活在别处”,有在湖北石牌镇横店村选择武汉青年小资生活的自由,虽然那也意味着她主动抛弃了过去诗歌里的余秀华。既然她“从来不觉得农民生活是痛苦的啊”,那么她过去诗歌里的痛苦并没有真正发生过,那些曾让她名满天下的诗篇,不过是谎言,是编造的故事,它们曾经给公众带来的生命痛感,从一开始就是错觉。既如此,还有什么好争论的?

谭克修,2018,1,17,万国城

【本文作者】

谭克修,1971年出生于隆回,1995年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毕业后,在长沙市规划设计院工作。谭克修是一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青年诗人,以组诗《海南六日游》、《某县城规划》、《还乡日记》等为代表的诗作,获得过《诗歌月刊》和《星星》诗刊两家主办的“2003中国年度诗歌奖”,参加过诗刊社第19届青春诗会。诗作被选人《被遗忘的诗歌经典》等数十部文集。2006年,获得由当代汉语诗歌研究中心、羊城晚报、诗歌月刊、天涯社区联合主办的“当代十大新锐诗人”称号。著有诗集《三重奏》。为湖南省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严彬 ]

责任编辑: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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