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2年的塞勒姆巫术恐慌（图）_读书

1692年的塞勒姆巫术恐慌（图）

2008年07月08日 20:17中国图书评论【大中小】【打印】

科顿·马瑟，著有《不可见的世界》

Cotton Mather, Memorable Providences, Relating to Witchcrafts and Possessions, Boston, 1689

Paul Boyer and Stephen Nissenbaum,eds., The Salem Witchcraft Papers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7

人类学虽冠以“人类”之名，其研究对象却局限于原始或落后地区的人类及其活动。我们先来看一看中文辞书对“人类学”下的定义的微妙变化。1915年版《辞源》:“研究人体构造或心理或有理性动物之科学。”1980年版《辞海》则去掉“有理性动物”一句，谓“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倘若1980年版《辞海》“人类学”词条的撰写者认为“人类”的定义已包含“理性”在内，因此“有理性动物”一句实属画蛇添足，那么，他将“有理性动物”这一词语去掉，就可能隐含这么一个他自己意想不到的方面，即“人类学”是研究“没有理性动物”或“野蛮人”的学科。

实际上，人类学这门西方学科从创设之初始，就不以西方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西方人自认为、也被认为是文明的、有理性的人，不应像实验室里的白鼠一样供人观察、解剖和研究。当然，人类学家通常保持一种严格的“作为局外人的局内人”的学科操守，即他研究野蛮人的生活，但不干预野蛮人的生活，甚至不进行价值评判。因此，把“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部分归功于人类学，也实不为过。

难道“人类学”真这样纯洁？由于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将“没有理性动物”、“野蛮人”或“土人”作为研究对象，它已暗中构造了一种二元对立模式，即西与东、科学与巫术、进步与落后、文明人与野蛮人等等，从而确认了西方人作为“文明人”的身份。它并没有干预“野蛮人”的日常生活，但它将一种关于文明人和野蛮人的西方观念强加给了西方人和东方人。的确，也存在着一门关于西方人的研究学科，但那已是社会学。就某种程度而言，社会学和人类学其实分别就是关于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学问。表面看来，人类学有可能带来一种不同文化彼此尊重、共同存在的文化多元主义，但由于它强加了这种表示价值等级的二元对立模式，也就无法达到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它以一套西方人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而发明的时间序列（原始—现代）暗中取代了不同民族在空间上的并置关系，从而将那些与自己其实处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的非西方民族描述为“落后的”、“原始的”、“野蛮的”。一个西方人类学家在澳洲土著部落中观察土著的生活，那感觉，就像是在观察动物、早期人类或“类人”的生活。

被人类学家有幸光临的所谓原始或落后地区的文化最终果然都成了历史，因为跟在人类学家脚跟后面的，以前是殖民者，他们摧毁了被人类学家描绘过的落后民族的生活，然后建立以白人为主体的秩序（如美洲和澳洲），后来是开发商，他们把落后民族的生活作为展品进行营利，使它处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中（例如他们居住的房屋突然成了“人类早期生活的活化石”）。

李楠先生几年前对我说的一番话，启发了我上述的思考。他说:“为什么西方人就不能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这个问题将我们带进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中，因此，当我重新阅读李安宅先生编译之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一书时，我以一种不同于当初阅读它时的那种纯粹学术性眼光来重读译者序。译者序写道:“人类学在历史发展上，一面与考古有关，一面与殖民经验有关。英、法、美各国所以发展了人类学，便是因为各有各底殖民问题。因为殖民地底实际要求而有异种文化底研究，这异种文化又偏是经济落后的，所以这种研究便是人类学······英法两国以人类学为殖民官吏的必要课程，所以他们底人类学是充满了实际的经验与动荡中的文化线索。”

但随后的文字又消除了人类学的意识形态性:“人类学是研究原始社会的科学，而原始社会便是经济落后的社会，并没有旁的意思。所以用人类学来研究一切经济落后的社会，是再对不过的──更不说人类学所给的远近布景在研究经济发达的社会所有的助益了。中国以农村为基础，中国底农村又不是工业化的农村，所以用人类学来研究中国农村正合适，正该加以提倡──更不用说边疆社会也同样急切，许多未同化而闭塞在各处的初民也终需有个时期加以注意了。”往前翻一页，有一段相似的关于方法的文字:“……这等不以近代城市文明为背景的社会学，不以西洋工业化的大量生产的农村为背景的社会学，便是译者心目中的人类学，便也是这译本所提倡的人类学。”

既然人类学的源头就与殖民主义合流了，而且也曾是派往殖民地的英法殖民官吏的必修课程，那么，其政治目标当然与殖民统治有关。最关键的是它确立的那个二元对立模式，它以经济发展状况为衡量标准，进而将工业化地区的人和文化称为文明人和文化，而将非工业化地区的人和文化称为野蛮人和巫术。于是，工业化地区及其文化对非工业化地区及其文化的压迫和征服就变成了文明对野蛮的战争。人类学的这种描述，为西方在东西方冲突中的野蛮行为提供了历史合法性。野蛮人的血被认为是其进化必须付出的代价。记得多年前我去普里茅斯的“印第安人部落”参观（这不是一个有人居住的印第安部落，而是根据17世纪初的印第安部落复制出来的人类学标本），在密林边的小路上，迎面走来几个白种人，其中一个突作惊骇状，指着密林深处对其同伴喊道:“看，印第安人！”同伴们哈哈大笑。这一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1998年，早已不可能从密林深处突然蹿出来一个手持斧头或弓箭的印第安人，但关于野蛮的印第安人的描述或传说（猎人头、剥头皮等）依然留存在白种人的记忆里。我不明白为什么印第安人用斧头或弓箭杀死白人就是野蛮，而白人用火绳枪和大炮杀死印第安人就是文明，仿佛文明的含义就等于用工业制造出来的更加有效的杀人工具来杀人，然后占据被杀者的家，而野蛮的含义则是用非常原始的而且通常效率很低的杀人工具来杀人。毫无疑问，白人殖民者杀死了更多的印第安人，但白人依然是文明人。如果说印第安人剥掉白人殖民者的头皮是野蛮人的行为的话，那白种人用大口径火炮将印第安人轰成肉酱，为什么仍是文明人的行为？难道武装了更有效的杀人武器并侵占落后地区的西方文明人不比他们眼中的野蛮人更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