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法增加寻租机会_读书

最低工资法增加寻租机会

2008年07月25日 10:31凤凰读书【大中小】【打印】

提问：您是否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如果回答为是的话，那应该什么时候实行？

周其仁：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了。我们的工作是分析效果，特别是通胀条件下的效果。我刚才讲了自己的认识，最低工资是一种价格的下限管制，即认为市场形成的工资太低，对工人不利，为了保护工人利益，所以法定一个最低的工资标准。这里的管制意图是增加工人利益，大家不会不赞同。问题是究竟怎样做，可以达到目标。经验看，最低工资定得离市场价不太远，对就业量的影响就不大。但人为定得太高，就业量要减少，等于增加了在岗工人的收入，但以减少其他工人就业机会为代价。这就只保障了一部分工人、而不是保障所有工人的利益。要是提升最低工资没有任何代价，包括可能要由其他工人来付出的代价，那最低工资定得越高似乎就对工人越有利。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脱离市场状况把最低工资定得太高，一种结果是市场力量比法律的力量大，最后定了也不执行，或者说一套、做一套。那样的损失是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远，反正有法也不依。另一种结果就是真执行，但是就业量减少，就业机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大多数可能在这两极的中间，普遍并不认真执行，但增加了“选择性执法”的空间，增加了寻租机会。

提问：周老师和宋老师认为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不够，你们能不能具体谈一谈你们会建议政府如何控制通货膨胀？

周其仁：作为在学校里研究经济的书生，掌握的情况很有限，看法也难免片面。所以不应该、也不可能追求讲什么政府就听什么。现在局面那么复杂，顶多就是把一得之见讲出来供大家参考，能想一想就好。决策面临的很多约束条件，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抱着看到什么就提出来的态度。

在货币问题上，历史教训很多了。这个变量现在就是政府的货币当局控制，掌握不好谁也没有办法。从这一点看，管住货币要做就做，不需要大吵大嚷，更不能变成一个似乎要舆论公决的问题。当然更不能从理论教条出发。比如货币主义的理念很好，但是在技术细节上的差错还是蛮大的。到底货币政策要控制货币发行量还是经由利率调节币量？到底管什么才能把货币量真正管住？货币供应量和CPI之间的滞后反应，中间其他变数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发达经济也在探索，没有完全解决。欧洲许多国家搞了“通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干脆经由政治程序直接控制结果——货币当局承诺一定幅度的CPI变动，超出范围央行行长就下台。要是央行不是独立的，那么谁掌控货币政策谁下台。我们从旁观察，也许吃过恶性通货膨胀苦头的国家，才容易接受这么严格的规则。德国历史上有过离谱的恶性通胀，1923年一张报纸卖到过2000万马克，发工资用卡车拉钱，把一捆一捆的钞票往工人头上砸，物价的月增长率达到380%。反过来，美国人对大萧条的苦头记忆犹新，加上美元的币值一直保持得比较好，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就是多目标的，既要管货币稳定，又要顾及增长和就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严重的通胀，最后都不得不“以此为大”，把其他事情都放下来压住通胀再说。不过，现在大家的记忆都有所淡漠，也许非要新的直接经验才容易达成新的共识。

提问：您一直主张对土地制度进行变革，让农地能直接入市交易。但是我国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耕地比较宝贵，我们需要保护耕地。您的建议是不是会导致农民把耕地卖给企业建工厂，使得中国耕地面积急剧下降？

周其仁：土地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自己有过一点研究，还是远远不够。对耕地减少的担心有道理，但是耕地作为一种经济资源，究竟怎样有效利用最后总要服从经济规律。违背规律的“耕地保护”，代价很高而效果不理想，事与愿违，这是我们可以在现实中到处看到的。天文数字的土地“违规”案件，到底什么问题？其中也有现存制度和规定本身违背了规律的问题，不从根本上改革，乱象四起的局面不会结束。

不过即使把耕地放在一边，承认耕地面积不能动，也要看到我国非耕地的数量也很巨大，并且利用率非常低。譬如一、两亿农民进了城，但他们在老家的宅基地、建设用地还在那里撂着，农民自己没钱整理。同时，城市地价又捅到了天价水平。这怎么加得起来？为什么不像一些地方自发试验的那样，通过一个流转交易的机制，把城市高地价的一部分变成农村重整土地的资本，又增加农村对城市的供地来降低地价？即使不讲效率讲公正，维系国家垄断征地的制度到今天怎么还说得通？现在政府征地不全部为了公共设施，大部分是商业用途，都要靠强制性征地，然后由政府垄断卖给市场，到底有什么道理？那土地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的，既然是商业性用途，难道不应该在规划和用途管制的约束下开放市场，需方买，农民卖，大家讲个价钱？这件事情，实在拖得太久了。越难越拖，越拖越难。

（本文是作者在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2次报告会上答记者问的节录，文字稿经作者修订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