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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回眸:为林琴南一辩
2008年07月08日 20:00《中国图书评论》 】 【打印

——“方姚卒不之踣”析

林纾(1852-1924年),字琴南,号畏庐,著名翻译家

林纾:《论古文之不当废》

《民国日报》,民国六年二月八日

又载《胡适留学日记》,1917年4月7日

1936年北大招生考试国文考卷文法改错题下有一小题:“方姚卒不之踣。”若考生知道此句背后的掌故,知道它出自林琴南1917年2月发表的《论古文之不当废》,知道胡适曾拿它让林琴南名声扫地和刘半农在《复王敬轩书》中揪住它不放,那他就会按胡适的方式来批改它:此句不通,“踣”为自动词,前面不当有止词“之”;可以说“方姚卒不踣”,亦可以说“方姚卒不因之而踣”,但不可说“方姚卒不之踣”。此乃满分的标准答案。

次年恰好是“方姚卒不之踣”事件20周年。笔名“蔷薇园主”的作者发表了一部以20年前北大往事为题材的章回体小说《五四历史演义》,也将“方姚卒不之踣”作为五四神话之一搬进了小说。在第五回中,几个男女大学生在“新思潮社”讨论胡适的“八不主义”,然后就自然谈到了林琴南,“密斯李”说:

林琴南那个老头儿,也就自讨没趣了,你看他那篇“荆生”的文章,原来暗地里是骂这些主张新文学的人,不该弄些“引车卖浆之流”的俗话来污秽纸墨,却不防自己写出来的标准古文,都犯了文法上的错误,什么“……日日诋方姚而方姚卒不之踣”,他的原意是不该胡适之骂了一句“桐城谬种”,侮辱了他们桐城派古文祖师方望溪、姚姬传,所以说“你们这班小子天天在骂方姚,而方姚并没有被你们打倒”。但在造句的时候,竟造出一个“方姚卒不之踣”的句子来,明明文理不通。这个岔子,给胡适之抓住,和修改小学生文卷一样替他修改起来,也就有趣的很。胡先生说:那句话,可以改成“而方姚卒不踣”,或者改成“而方姚卒不因之而踣”,两者都合文法,但原文无论如何,是不合文法的。这的确是无可批驳的。比方我们仿造一个句子说“方姚不之知”,这意思是说“方姚不晓得他”,在文法上,“知”字是一个“他动词”,“之”字是一个“代名词”,是“知”字的“宾格”,这是很通的;但那个“踣”字,是一个“自动词”,意思是说“自己跌了一交”,既然是“自动词”,就不应当无缘无故地加上一个“宾格代名词”,这是很明显的。你想,林琴南做了一世古文,还免不了文法上的错误,这不是吃了不懂科学的亏么?

“密斯李”对“方姚卒不之踣”的语法分析,虽照抄胡适发表于《新青年》上的那篇文章,却为她在同学中赢得了语法学家的雅号。《五四历史演义》不是正史。正史不大可能如此拘泥于细节,例如我手头好几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只字未提“方姚卒不之踣”事件。或许只有鲁迅先生才深知这一类就一字或一句展开的微小攻击战对全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自己就是这一类微小攻击战的高手。他的《估〈学衡〉》一文仅从《学衡》杂志创刊号里挑出几个字的错误,就使学衡派多年抬不起头。当胡适和刘半农死死揪住林琴南“方姚卒不之踣”时,他们也是在把小战当大战打。一代文豪林琴南的声望在斯役中大受损失,连拾人余唾的黄口小儿竟也敢对他直呼“老头儿”了。

刘半农(1891-1934),“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

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

若将文学革命仅当做一个学术事件,而不是一场旨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运动,那我们肯定会对文学革命家与古文家之间低水平的争论感到困惑。实际上,双方很少发生具有学术价值的争论。争夺文化领导权,最便捷的方式不是说服对方,因为权力不是靠说服就能争取到的,而是通过制造一些或大或小的轰动事件,削弱对方的合法性,并把看热闹的公众卷进来,给对手造成一种巨大的舆论压力,然后从窘迫的对手那里把权力夺过来。用一句“文革”术语来说,是把对方“搞臭”。他臭了,他的观点也就好像不值一提了。

没有证据显示1936年国文考卷的出题者是胡适本人,但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不是。他那时是北大国文系主任,即便不是出题者,至少有可能、也有资格对该考卷事先过目。这道题不仅仅是一道语法改错题。倘若你不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掌故,那你极有可能不是按照胡适的方式下手,或竟无从下手,因为这句话没头没尾,而且单就“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看,也实在找不出文法毛病。与其说是考察考生的古文文法,不如说是考察他们对文学革命史和系主任胡适本人的光荣历史的熟悉程度。如果你竟将这道改错题改错了,那你在北大国文系的阅卷者那里肯定会留下一个糟糕的印象,认为你居然孤陋寡闻到不知道文学革命史和北大校史的一些有趣的细节,不知道系主任大人胡适的名声其实和这句话大有关系,是他1917年取得的对古文家的决定性胜利。总之,其他的改错题你没有答对,尚情有可原,但“方姚卒不之踣”没答对,那你的令人悲叹的无知就会被看作是对20年前北大的文学革命家们的冒犯。“方姚卒不之踣”就像一个历史的引得,使投考北大的年轻人记住上一代北大人的历史,并再次确认胡适先生的光荣和地位,同时向已于1924年作古的林琴南先生的坟头再踢上一脚。

胡适对林琴南的胜利,其实是一字之胜。但在章太炎派的魏晋古文和文字训诂学盛行于世时,桐城派古文家哪怕在一个字上出错,都有可能被人死死揪住不放。何况,林琴南还是北大章派弟子的宿敌。从1903到1913年,掌管京师大学堂和北大文科的几乎都是桐城派文人。他们可归入晚清以来的宋学家的行列,其特点是治学讲究经世致用,善于从经籍中发现微言大义,并大加发挥。宋学家的对立面自然是汉学家,他们反感宋学之空疏,而于文字、音韵、训诂上花功夫,务求一字一句之准确或者说合乎“本意”。汉学大盛于乾嘉,到咸同就走向衰落了,因为此时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宋学应时局之危亡而兴,讲究经世致用的宋学家纷纷进入权力核心,前有桐城派之曾、李,致力于洋务,后有今文家之康、梁,致力于变法,而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新政仅存的硕果,也在宋学家主持下。受到排挤的汉学仅余朴学一线。

但康梁的托古改制却给如日中天的宋学埋下了衰落的因子。先是长沙叶德辉等人撰《翼教丛编》攻康梁诸人为政治目的而妄解经籍,后有章派小学家攻桐城古文家空疏不学。汉学卷土重来。到民国初年,至少在北大,汉学家的声威压倒了宋学家,其标志是章门弟子钱玄同、黄侃、马裕藻、沈兼士等人纷纷进入北大,而桐城派古文家严复、林琴南、姚永概、姚永朴等人相继辞职而去。章太炎曾对弟子评价严、林,谓“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浸润唐人小说之风”,“与蒲松龄相次”。

从北大离职后,林琴南给姚永概写了一封信,不点名地谈到章太炎及其弟子:“敝在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补缀以古子之断句,涂垩以《说文》之奇字,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侈言于众:‘吾汉代之文也!’伧人入城,购搢绅残敝之冠服,袭之以耀其乡里,人即以搢绅目之──吾弗敢信也!”对章门弟子,则更不客气,谓之“庸妄之谬种”。此信收入林琴南1916年4月出版的《畏庐续集》,章门弟子一眼便能认出其中“庸妄巨子”和“庸妄之谬种”所指为谁。我们也得以知道钱玄同“桐城谬种”一语的来源了。

章门弟子对林琴南旧恨添新仇,正伺机报复他。机会来了:胡适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对古文宣战。章门弟子钱玄同和章氏友人陈独秀立即将胡适点燃的火苗煽成大火,烧向宿敌桐城派古文家林琴南,而不是魏晋派古文家章太炎,尽管章的古文比林的古文更晦涩,也更喜用生僻字。在2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6号上,陈独秀发表声援胡适的文章《文学革命论》,矛头直指“十八妖魔”(其中归、方、刘、姚皆是林琴南的祖师爷),并贬斥桐城派“悉承前代之敝”,为“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钱玄同则在该号上发表《致陈独秀》,喊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名骂。

钱玄同(1887~1939)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当时还是留美博士生且与北大没有渊源的胡适并不清楚北大章门弟子与桐城古文家之间的门户恩怨,当然也无从知道章太炎后来对他的评价。章太炎说:“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在《文学改良刍议》为胡适带来“文学革命首举义旗者”(陈独秀封)的美誉时,他觉得有必要拿某个大古文家作攻击的大靶子,以收攻击之奇效。这时(1917年4月7日),他恰好读到上海《民国日报》2月8日刊登的林琴南的《论古文之不当废》,像抓到了一个难得的案例,可以对古文家发起一场小小的攻击了。他将该文全文笔之于日记,并像批改小学生作文那样到处批上“不通”二字,又在最后注明:“此文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之’字不通。”兹将林琴南此句所属的那一段落抄录于下,然后陈述胡适判定“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通的理由。

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学始倡,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于用?

早在一两年前,胡适就对古文家的治经方法表示不满,而在乾嘉诸老及章太炎那里发现了一种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科学方法。他在1916年底的一篇日记中写道:“顷得吴贽甫《点勘墨子读本》,读之终卷,仅得可采者二三事耳。古文家治经治古籍最不足取,以其空疏也……桐城先生岂并《十三经注疏》亦未见之耶?若然,则古文家读书之少真可令人骇怪矣……考据之学,其能卓然有成者,皆其能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根据者也。王氏父子之《经传释词》、《读书杂志》,今人如章太炎,皆得力于此。吾治古籍,盲行十年,去国以后,始悟前此不得途径。辛亥年作《诗经言字解》,已倡‘以经说经’之说,以为当广求同例,观其会通,然后定其古义。吾自名之曰‘归纳的读书法’。其时尚未见《经传释词》也。后稍稍读王氏父子及段(玉裁)、孙(仲容)、章诸人之书,始知‘以经说经’之法,虽已得途径,而不得小学之助,犹为无用也。两年以来,始力屏臆测之见,每立一说,必求其例证。”桐城古文家吴挚甫(汝纶)乃严复和林纾之师(非受业师),1903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校长,未及赴任,便病死故里,死后弟子和后人将他的日记辑刻成册(《桐城吴汝纶先生日记》)。吴汝纶当然读过《十三经注疏》,但1917年的胡适却没有读过吴汝纶卷帙浩繁的日记,因此出言不逊。日后(1935年),当胡适出版自己的留学日记时,他在上引有关吴汝纶的几行文字下添了一句按语:“此说未免轻易冤枉人。”

他不仅轻易冤枉了吴汝纶,还轻易冤枉了林琴南。林琴南决非白话的敌人。说他是白话运动的前辈,倒更符合事实。1897年,他就在福州刻印了通俗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而且此后常在白话报上发表文章,直到1913年还在北京《平报》上辟白话“讽喻新乐府”专栏。但当他读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后,预感到一场尽废古文的运动行将到来,而欲“力延古文之一线”。他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其旨不是反对白话,而是反对尽废古文。但胡适既然不知道林琴南是白话文的前辈,也就从《论古文之不当废》中读出了一个顽固保守派的林琴南。多年后,即林琴南去世两年后的1926年,由于郑振铎和周作人等几位评论家给了林琴南一个公正的评价,对刘半农和胡适形成了一种压力。刘半农于林琴南死后不久即从巴黎给周作人写信,云:“你批评林琴南很对,经你一说,真叫我们后悔当初过于唐突前辈。我们做后辈的被前辈教训几声,原是不足为奇,无论他教训的对不对。不过他若止于发卫道之牢骚而已,也就罢了;他要借重荆生,却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这哪里是道歉,分明是把钱玄同杜撰的“荆生乃徐树铮”当做了事实(我另有文章论证钱玄同此说纯属造谣)。即便如此,钱玄同仍不满意刘半农的退让,在《语丝》上发表《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足足骂了林琴南两页纸,最后劝刘半农:“半农啊!我希望您别长前辈底志气,灭自己底威风才好呀。”

看来,林琴南之死,也未能消弭章门弟子对他的恨意。这与非章门弟子的刘半农稍有不同。胡适也非章门弟子,门户恩怨不像钱玄同那样顽固。在一片缅怀林琴南的气氛中,他写了《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谓:“林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示他文学观念的变迁,而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识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过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正的舆论。”但这段带歉意的话本身又出现了新的不公正。胡适说林琴南是“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可林老夫子领导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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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 巍   编辑: 陶学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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