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叶廷芳:西方启蒙运动时曾掀中国热(组图)
2010年08月12日 10:35 光明日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叶廷芳

叶廷芳,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36年生于浙江衢州,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留任助教后,于1964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先后任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中国作协、剧协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苏黎世大学荣誉博士。主要著作有《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卡夫卡及其他》、《美的流动》(随笔集)、《遍寻缪斯》(散文集)、《不圆的珍珠》(随笔集)等;译著《老妇还乡》(迪伦马特喜剧选)、《变形记》(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卡夫卡书信日记选》、《卡夫卡传》(合译)、《溺殇》等多部以及编著《论卡夫卡》、《卡夫卡全集》、《德语国家散文选》、《外国百篇经典散文》、《世界名家随笔金库》、《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合编)、《从颠覆到经典——现代主义大师群像》(合编)等30余部。此外有相当数量的有关戏剧、建筑与艺术方面的评论文字。

小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深藏既久,蓄势待发。一朝被引,即成疾风。所向披靡,倾倒一方。

主持人开场语

上一期的光明讲坛刊登了王岳川先生的演讲,演讲中提到,对今天不断发展强盛的中国而言,大国文化战略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是一个必须正视和重视的重大文化战略问题。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也要走出去。

从历史上看,中国曾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对周边国家影响深远,而且还跨过千山万水,传播、影响到欧洲。下面,我们就请叶廷芳先生给我们讲讲18世纪欧洲文化思潮中的“中国风”。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产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现的载体。所以文化不管什么类型,产生自哪个民族或地域,因为有人性这个媒介,一经接触,就会相互吸引,进而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乃至相互交融。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会很快交融,有的甚至还会发生摩擦,以至战争,例如宗教文化,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和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都是。但大的趋势是交融,而交流是它的过程。

一般来说,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除此以外,生产力发展的先后,也会对文化产生明显的影响。比如欧洲人自17世纪起就开始摆脱农耕文明,开始了工业文明。他们的文化遂转型为“工业文化”,而我们直到现在,虽然生产方式已经工业化了,但文化形态基本上还保留着农耕文明的特点。因为一种新型文化形态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沉淀。工业文化的背景是雄厚的物质力量和以“普济众生”为己任的基督教精神,所以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阳刚文化,强力文化,它是进取性的,是岀击型的。而我们的农耕文化是一种阴柔文化,它是封闭性的,是守成型的。

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跟西方这种“工业文化”的特点很有关系。因为是岀击型的,所以它要输出他们的文化,首先是他们的宗教文化,即基督教文化,这就必须派传教士;因为是进取性的,求知欲很强,急于了解世界的事情,并且拿回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初的西方传教士就起着这双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国家输出教义,同时从对象国获取信息和情报。这就形成了欧洲人对中国发生兴趣的初潮。这股初潮的主要“弄潮儿”是欧洲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都有双重的素质:虔诚的布道士和执著的科学家、探险家。

初潮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此后,传教士们开始翻译中国文化典籍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最初他们只知道有个产“丝”的地方,就把那地方叫“赛丽斯”,后来又叫“契丹”,再后是“奇那”。中国有史料说,罗马人曾在6、7世纪派使团来过中国。但欧洲却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反正西方人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那是个别人的行为。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在这前后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派出了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营梵蒂冈派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 attieo R icci,1552 -1610,图)。

利玛窦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采取聪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国的社会和生活,经过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当时最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1601年见到了中国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最后他死在中国,生前留下了《利玛窦札记》。他的墓直到现在仍在北京。利玛窦是个很有眼光的传教士,他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上。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呈送给梵蒂冈教皇。利玛窦开了个好头。不久他的继任者金尼阁(比利时人)也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出来。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当然这两个人的译本还只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它们本身还算不上完善的译本。完善的译本过了半个世纪才出现,那已经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是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们允许西方传教士继续来中国传教(康熙于1692年宣布基督教对中国“有益无害”),而且还亲自和他们交流。传教士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发奋地研究掌握中国的方方面面,他们仍把古代经典的翻译当作要务之一。于是经过几代传教士的努力,这些儒家经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译本,其中“四书”的完整拉丁文全译者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 ran ciscu s N oel,1651-1729)。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20余年的努力,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全译本和介绍中国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五经”的拉丁文全译本则是由好几位传教士如法国的白晋、刘应、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到了乾隆时期,这些古籍又有了法文译本,它们是由法国传教士孙璋、宋君荣和钱德明等人完成的。此外他们还用法文写了《孔子传》和《孔子弟子传略》等这样一些著作在北京出版。这已经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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