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治中: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讨论历史动力的问题
2010年09月28日 14:45 凤凰网文化 】 【打印共有评论0

2010年7月17日,四十余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聚会,以“别求新声——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为题,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谈会。会议共设立了四个议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当代学术生产与现实关注。以下是台湾清华大学外文系于治中的发言:

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汪晖先生的思想世界,这篇文章首先在台湾发表,在此我只是把这篇文章主要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摘要。

我个人认为,自从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个剧变,这个剧变实际上从49年就开始了,不仅是后30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认识,无论是作为认识的对象或者是自我的反思,这种认识往往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特色。

从近现代以来,面对着千年未有的变局,中国虽然一直不断的发展与转变,可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之下,所谓的中国,令人遗撼的,一直是一个被认识的对象与客体,这种主体性的沦丧与话语权的失落,不仅肇因于双方力量的对比,更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自从移植了西方的教育体制之后,我们如何认识外在世界以及理解自己的方式也在模仿过程中被颠倒,造成主客易位,所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似乎只能在对方的认识框架中得到自我表述,原本只是外在的西方,事实上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内在组织的一个部分。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事物的两面。我们早已无法跳脱世界历史的语境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因为长久以来,这正是西方理解他者并且同时建构他自身的方式,如果我们无法察觉以及接受这个前提的话,我个人认为,所有的形式的反思只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与肯定既有的认识框架。如果当代中国问题的框架事实上已经变成现代性文化自身内部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或许应该在于如何避免陷入自身特殊性的陷阱当中,勇于去面对这个已经内在于我们自身的现代性。

从早期开始一直到《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大卷书的出现,我认为汪晖先生的着作基本上或隐或显的在回应这个问题。在他的著作里面,他很少从纯理论方式阐释这个命题,而是透过思想与社会两者之间互动的过程,设法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去挖掘思想如何成为一种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也就是去讨论所谓历史动力的问题。所以他讨论问题的方式,不仅与超脱外在现实,专注讨论思想内部的作品不同,也与把思想仅仅作为社会关系产物的看法相异。前者是以“内因说”为代表,将思想孤立地视为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后者是以“外源论”为依归,将思想化约是“他为的存在”,这两种立场各异,表面上看起来相反的理论,实际上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对思想构成性力量的遮蔽,也就是对历史动力的遮蔽。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汪晖并不是简单的将概念放置在一种时间性的序列之中,而是在问题形成过程之中去展开,他反对任何不证自明的概念和假设,而是以“问题的架构”为主导提出他的分析。这样的一种提问方式,虽然将社会纳入他的视野,却与所谓社会史的研究方向大异其趣。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社会史只是将所探讨的领域扩大,纵然强调思想上的语境化,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纳入,可是在认识论上不仅没有反思上述各个领域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存在于这些领域之中既有概念的有效性,而且经常也并没有跳出线性历史论和单纯因果论的假设。

汪晖的提问方式或许跟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学科接近,就是所谓的历史社会学。我们知道,二战之后,历史社会学在英语世界兴起,改变了以往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与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理论的通病,以长时段的范围与跨学科的思路研究过去,虽然它强调探讨社会如何运作变迁,可是作为社会学一支的历史社会学,虽然强调理论的重要,可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似乎跟社会史面临的困境几乎相当的类似。所谓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往往只是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或者抽离具体的语境,任意挪用理论,缺少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充分认知所使用概念的有限性,从而有时不自觉地陷入以普世性的概念化约人类存在的多样性,产生一种过度全称性的抽象化东西,做出超越不同具体历史经验范围的一些概括性的推论。

汪晖最早是以所谓的矛盾性作为理解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以“个人一致性”的概念作为起点,去思考这种复杂的悖论性,之后这个问题意识又促使了他对中国现代史中“五.四”启蒙运动的再思考。面对思想纷然杂呈与互相矛盾的五四运动,他提出了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作为分析悖论性历史运动的框架。从讨论鲁迅的“个人一致性”到五·四运动的“历史同一性”,所改变的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他所关切的焦点也随着转变。我认为他早期讨论所谓鲁迅的“个人一致性”时依然停留在各类思想本身的含义,换言之,只是属于从作品所呈现的内容层次上来立论,可是他以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研究五四运动,则是将先前的“个人一致性”概念更进一步的深化,将问题的核心转而指向这些不同思想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与其合法性的过程。

从“历史同一性”的问题架构出发,汪晖总结了五四启蒙运动所呈现的“态度同一性”的特质,之后又提出所谓“文化同一性”的范畴,更进一步将这个方法扩展至中国现代思想的整个领域,以此作为框架讨论产生现代性悖论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意义。

以“一致性”所开启的“同一性”问题架构反思各种悖论性之所以产生的可能性条件,是从鲁迅研究开始一直到他后来作品的主题,在《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这本书新版序言里面,汪晖以事后回顾的角度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研究的起点,这点对我至今很重要,因为我觉得鲁迅始终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现代思想变化的特殊的坐标。他倒不是说鲁迅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他思想的复杂性能够为我们从不同方向观察现代提供了一些不同的线索”。

汪晖讲的“同一性”概念,我个人认为,他的重点不是放在“什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而是说先于“是”,“是的本身”如何是可能的,换言之,不是什么是悖论性,而是悖论性如何是可能,在这个问题架构中,重点不是放在矛盾的内容,而是矛盾的前提,不是讨论矛盾的解决或者扬弃,而是矛盾是建立在何种可能性条件之上,这是我个人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汪晖思想中比较重要的特点。

汪晖从中国思想与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展开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的方式,不是一种简单的抽空历史事实,任意套用西方社会科学中既有的分析概念,也不是一种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去寻求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因为这种特殊性相对于西方普遍主义的特殊性,所呈现的无非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普通与特殊的二元对立,这种结果只是将自身再次的东方化而已,不可避免成为西方普遍性话语内部一种另类的复制。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特殊性的内容,而是在于我们如何进入这种特殊性方式的本身,在拒绝接受任何先验概念的同时,汪晖也拒绝了这些先验性之中可能暗含的各类的假设。

由此可以看出,汪晖对思想进行历史性分析的时候,他并不是简单的将概念放置在一种线性的时间序列之中,寻求某个绝对的起源或者不断延续的实体,而是面对散落的历史碎片,从反复呈现的历史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里重新提出问题,重新组织新的问题架构。在断裂性的前提之下思考所谓的连续性,最终在问题形成的内在过程中,也就是从他所谓的「内在视野」去展示思想如何成为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

最后我认为,汪晖所提出的“视野”,不仅使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从对象的位置之中获得解放,同时也挑战了西方从19世纪以降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既有学科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各领域中既存概念的有效性,更突破了一般传统上所谓的汉学、支那学、中国学、东洋史、东方学、区域研究等等对中国的认识。

换言之,我个人认为,汪晖的作品不仅仅是使西方的普遍主义现代性去自然化与去神秘化,将其还原为各种特殊主义中的一支,同时也使所谓中国的独特性得以进入普遍主义历史范畴之中,获得一个真正的主体性发言位置,成为世界学术核心领域中平等对话的一员,与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各个历史主体共享与共创一个开放性与普遍性的论述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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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治中 编辑: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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