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超越“左右”的批判知识分子
2010年09月28日 15:16 凤凰网文化 】 【打印共有评论0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

我是研究政治与法律的,原来和汪晖老师的研究交集不多,在导师Perry Anderson的敦促下写过两篇关于与汪晖老师有关的命题作文,有一篇发表在2008年第一期《新左翼评论》上,另外一篇发表在今年《新左翼评论》第二期上。为写这两篇评论,我仔细阅读了汪晖老师很多书,受益良多。

我先来说说这一场讨论的主题“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毛泽东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所以即便我们超越了当下的左右,再过一段时间也会出现左右。所以我想“超越”并不是要“消灭”左右区分,而是说,怎么样把现在左右的辩论战略品质提升上去,使这个左右辩论不至于沦为国际左派或者国际右派在中国搞的“代理人战争”,而是成为真正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根植于当下的中国社会情境,能够对中国起到建设性作用的辩论。我有几点观察:

第一,90年代以来,中国的左翼思想不断“突围”,进入一个上升期,表现出相当强的原创性。这个“突围”靠的不是将一套国际上流行的话语转运进来,而是揭示被遮蔽的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另一方面,有一个现象,也是不容忽视,就是左翼思想界从90年代到现在为止,在媒体上设置议程的权力仍然较弱。这跟中国大众媒体成长的路径有关系,但事功上没有到位也是个因素。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些人掌握了媒体权力,说话既容易,又有钱可收,这个权力也可能反过来把他们败坏掉了,所以思想品质上不去,出不了有原创性的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不了真正严肃的思想争论,思想倾向不同的,要么不辩论,自己在自己的学科里自成一统,要么就滥用媒体权力搞针对个人的大批判,弄得局面很混乱,这是没有建设性的。

第二,汪晖的思想,是不是国际流行的一些左翼思想的中国版本?我想汪晖的原创性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我在这里再补充一点体验。我在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书评过程之中,始终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把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思想以西方主流理解的话语准确的表述出来?这本书的写法放在西方来看是有点奇怪的,很难找到对应者。一般人看到这个题目,望文生义,大概觉得汪晖是要写一本关于19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的书,但汪晖偏偏花一半篇幅讲19世纪以前的事,甚至上溯到了先秦思想。那这个“现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间分期?这个“兴起”,是像黑格尔那样追溯“绝对精神”的一点点成长吗?有持续数千年的“兴起”这回事吗?此外,怎么界定“中国”? “思想”指的又是历史文献中的哪些内容?汪晖的进路是出人意料的。他要说的是,“早期现代性”在中国历史上是反复出现的,所谓“兴起”,乃是“生生不息”,是反复的“兴起”。“中国”,他也没有作本质主义的处理,而是在历史的流变中来把握“中国”内涵外延的变化。“思想”,在他这里是参与了政治社会实践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思想,而不是被剥离和孤立出来的文本。用同样的进路针对欧洲写一本书,就好比说,现代性这个东西并不是16世纪以后的事情,而是一束反复出现的特征,它可能在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兴起过,在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兴起,在“12世纪文艺复兴”兴起,有很多重大的moments (时刻)。在这过程中你还要追溯“欧洲”或者“西方”内涵和外延的流变。这样的写法在西方找不到先例。

当然,这种写法有它难以驾驭的地方,比如汪老师用的“早期现代性”(early modernity)的概念,我理解汪晖老师用这个词有一些话语策略上的考虑,它的内涵没有规定死,是开放性的东西。但用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是那么确定的概念来撑起一座巨大的理论大厦,会有它的风险。

最后还想交代一点,我现在的职业身份是法学学者,感觉汪老师提出的一些理论议题在法学院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一点可能是在座大多数人文学者不太了解的。通常来说,法学院是一个很保守的地方,最新的思潮往往是是最后一个影响法学院,但是这个思想到了法学院,会马上变成制度性的东西巩固下来。概括起来,我觉得有三方面的影响:

第一是对清朝的叙述,尤其是清朝的“通三统”实践和帝国治理上的制度多元主义。我已经看到有几篇法学论文围绕这些主题做进一步的探讨。我甚至还有个朋友想做《大义觉迷录》,研究满汉关系,这个也是受汪老师一些影响。

第二,国际法和朝贡体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也在慢慢在法学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法学院里的国际法往往是跟着国际法院的最近实践去走,比如探讨国际人权法上一个案件怎么判的,但对于如何重构未来的国际政治法律秩序,前瞻性的开掘比较少。汪晖老师的琉球文章,把两种不同的世界想象的冲突揭露了出来,现在也在慢慢激发法学方面的思考。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区域秩序的重构,中国法学学者长期在这样的问题探讨中缺席,是令人惭愧的。

第三,对思考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一些启发,他的西藏研究,“区域”的概念,还有中国作为跨体系社会的这种提法,都很有启发性。尤其是让我们注意到,“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民族自治”,不是一个民族靠自己的血缘和文化的同一性建立的自治,在“民族”之外还有“区域”这一层。区域是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融合的空间,把“区域”带进来,有助于反思那种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建构。这样一种思考,对于宪法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我认为,他提出的很多思想命题,影响的不仅仅是左翼学者,而是对整个中国思想品质的提升都具有积极意义。远的不说,非左翼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就能和他共享许多问题意识。前不久,有个德国记者写了篇报道,题目是“汪晖:和孔子一起走向世界”。这个记者的学术训练不够,他多少把汪晖理解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这是个误读,但也说明汪晖理论体系和学术进路的复杂性。谁要是超越了坊间的那些政治标签,真诚地去思考中国和世界问题,谁就能对汪晖的努力,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鸣。

我的发言就到这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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