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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第52期]梁文道对话骆以军

2011年06月24日 17:12
来源:凤凰网读书

梁文道、骆以军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梁文道:那些在香港注定消失的零零碎碎

梁文道:这就是我的香港,这是我所爱的香港,这是一个做艺术家或者文化人不会像在北京,有个地方、有个圈子大家混,大家都往那儿去,没有,我们是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混迹于各种各样三教九流的人中间,在那个环境底下我们可以完全不受打搅的继续读书、写作,我们不会觉得吵,因为我们太习惯了。我们写什么呢?如果你要写作的话写的东西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些东西绝大部分都是会消失的,因为在香港你要做一个小说家,我指的是专心的,比如写《西夏旅馆》,要很专心要写一部四十万字的小说,这种状况在香港是几乎不可能的。香港写长篇最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读过,那就是金庸,对不对?哪怕是像金庸这长篇怎么来的,大家也知道,是当年报纸的连载,每天一段、每天一段,是报纸的连载。那另一个有名的长篇作家也可能都读过的,是倪匡,还有谁呢?古龙,还有谁呢?亦舒。还有谁呢?张小娴。这些所谓的长篇都是报纸连载连载连载,香港延续了一个民国年间文人在报纸上面的副刊或专栏写专那种传统,大家都靠这个来生活,你只能靠这个生活,但稿费又不是太高,所以你要什么都能写,你要什么都可以写,而且要能通俗,你要能写得很通俗。但是在偶尔的情况下你可以冒一些险。比如说我在刚刚出道,开始写稿是在1988年,在报纸写专栏。那个年代当然不像现在有E-mail、有电脑,还在用手写。传真是有了,但是有时候真的赶起来或者怎么样我们还是会直接送稿会报馆,或者报纸编辑来收稿,这是我见过的。那个年代我见过一些真正的老报馆,遗存下来的还有像《华侨日报》啊。那个报馆是当年老报馆的风格,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胭脂扣》?或者像《花样年华》中梁朝伟供职的那种报馆,就是那种感觉。我都觉得很奇怪,不晓得为什么当年的报馆门口都像西部片里面的酒吧一样,门是要这样推开的。走进去,就会发现整个空间都是木头的颜色,烟雾缭绕,昏黄的灯光,油墨的气味,打字机的声音、算盘的声音,很吵闹。你会看到一个老头在一个角落在编稿,在编辑,有人会告诉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年轻人,“这个就是谁谁谁”,“哦,就是谁谁谁”。那个“谁谁谁”是谁呢?他也许是一个我们传说中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写了些什么呢?他也许曾经用了三十多个笔名(那这些笔名有很多他自己都不记得了)在某份报纸上面写过连载的色情小说,那这是我们那一代文化人都干过的事,朗天他们都干过,那时候我只写了很短很短几篇,我也跟你讲过,就是我写这个《咸湿黄飞鸿》,就是《咸湿黄飞鸿》。“咸湿”大家懂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广东话大家都懂,就是好色的,《好色黄飞鸿》,我记得我写那几篇他们后来就不用我了,所以我就没再写了。我坦白讲,那时候还有一点文人的那种自尊心,觉得过不去。我写的那几篇是讲什么《咸湿黄飞鸿》、《盘常大战十三姨》,我们写这种东西,写马经,教人赌钱。但是莫名其妙有些老前辈作家他也许一个月他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忽然在整个月在考证,写的东西是在考证唐朝的玻璃。或者某个作家他忽然写了一个什么专家,大家都觉得好佩服,但那个专栏它是注定永远不会出书的,它就在报纸上出现,那个报纸的前后内容就是什么地方砍人了、什么地方暴动了,混杂在这些内容里面,出现一天,不见了,除非你剪报,要不然他就永远消失了。

我有一本书在大陆出版,叫做《我执》,这部书原来就是一个报纸的专栏,这个专栏当年在香港超烂的,现在也是,在只剩下几千个读者的《晨报》里连载。我们有一个很尊敬的文学界前辈叫叶辉,他在《晨报》当社长。叶辉其实就是我刚才形容的这种人,在报纸里面混迹,他叫我们这帮晚辈来帮忙,董启章、我、还有一些其他人都来了,我们觉得老人家喊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来,但所有人都劝这个大哥,“大哥,听说这份报纸的老板不发薪水的,你这番前去很危险啊。”“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我不会对不起自己,更不会对不起大家,全部都有稿费”。我们说,“大哥,稿费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报纸能搞得起来吗?不会半途倒掉吗?”“没事,跟我上,弟兄们。”我们就去了,我就写了半年,到现在还是没有稿费,他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没拿到。有一天他忽然给大家打电话说,“对不起,我还是要走了,虽然是社长,但半年没拿到薪水,你们也赶快散吧”。所以大家就散了。那半年我写的那些文章,就是现在这本书《我执》。我写得蛮文艺腔的,当时香港一些年轻的文艺爱好者觉得写得好。我在想,如果不是时代的变化,我们有一个身份变化的机会,我就会成为八零年代我曾经看到的那种穿汗衫、踩拖鞋的老头,在报馆一角叼着烟,在一个吊扇下改人家的稿子,然后有一些年轻人就会讲“哎哟,那个就是当年写《我执》那个专栏的梁文道,我看过几篇,但是我中学的剪报早就丢掉不见了”。不断地写,不断地出现,不断地消失,我见过太多这种人,在以前、现在、身边,一个一个的出现,一个一个的消失。我常常讲的一个故事,我有几位很佩服的前辈,是当年在香港搞社会运动的,很激进,我认识一个北京的哥们,他跟我说他对中国的托派很感兴趣,我们知道这是很敏感的一个题目,但是他跟我要这方面材料,因为他知道中国最后的托派都在香港。我见过一些老人,八十多岁,临死前几年眼睛坏掉了,写稿是用毛笔,斗大的字写在宣纸上,一张纸才写二十个字,写了一份遗稿,写得是什么呢?是他从托派的角度分析中国革命的前途。晚年的时候他写这些东西,他的所有子孙都觉得他疯掉了,他死了之后,他的子孙赶快把他一生的藏书跟这个稿子拿出来卖给旧纸行,被我一个开书店的朋友发现了,然后抢救回来,我见过那批稿子。这个八十多、九十岁的老人在写当年中国托派的想法,中国革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只有托洛茨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道路,要救国,我们迟早要回到这条路。

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些前辈,有一些前辈我见过。当时搞社会运动是这帮老托派的徒孙,也叫“托派”,他们成立了一个政党,叫“革命马克思主义同盟”,当时跟他们敌对的势力是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有个说法,无政府主义者的颜色是黑色,马克思主义是红色,后来有人试图沟通两边叫做“红黑两旗并举”。我们刚刚说的香港好像变成一个反动革命基地,好像很厉害,但是请注意,刚才我说的这两个政党,跑到巴黎开国际会议的这些人,其实人数从来没超过两百人,就到闹市中间搞革命或者怎么样,但是搞革命也要吃饭、要生活,靠什么谋生呢?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套老路,到媒体、电影里写写剧本或者怎么样,最好的出路就是写马经,教人赌马。香港曾经有一个红及一时,现在仍然在写马经的马评家,他用的笔名叫“马恩赐”,这个笔名曾经是三个人的,三个革命同志,迫于生活,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苟延残喘,希望赚点钱,筹募革命经费,所以他们写马经,共用的笔名叫“马恩赐”。“马恩赐”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听起来是“赌马,赐给我好运气”对不对?不是,他的意思是“我的一生,所有的一切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赐”,但这是一个教人赌马的马评家的笔名。

我最后再讲一个故事,就是西西,我们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写《我城》是七十年代,那时候怎么写,我们知道西西是教书的,她住的房子特别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议,不会有什么书房。我记得我九零年代探访北京的一些艺术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诉我说家很小,怎么样烂,我一进去看到每个都是豪宅,相对我们来讲,我们住的又窄又小。那时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连一张像样的书桌都没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学生作业,家里人还会看电视、打牌,她怎么写作呢?她就做了一个小木板,每次写小说的时候她就躲进厕所把马桶盖放下来坐在上面,把这个板子放到大腿上垫稿纸,开始写,这就是《我城》。这就是我们,这是我的香港、我喜欢的香港,这是我们创作的环境,真的是穷,到底工不工那是另一个问题,也是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我今天先讲到这里,然后看骆以军。

[责任编辑:曾宪楠] 标签:梁文道 读书会 骆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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