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一梅:就像爱一样,性也是同样被人诬蔑的一个词
读者:你好,作为我这个年龄,在这里头好像有点小众。为什么我特别喜欢你的作品?就是因为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是一代不会情感,不会体验,不会感受,不会爱情,不会思考的人,五六十岁,或者六七十岁的人。那么你自己40岁的人,会体验、会细腻、会爱,以及你会写出你的作品,影响一大批人。我昨天刚刚从藏区少数民族过来,在想这么一个问题,你的主题是悲观主义的,但是我忽然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末端曾经有一个结论,就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充分满足感并不等于人类的幸福感,也并不能够产生人类的幸福感。后来他们就到我们东方文明的藏区去考察,发现这个藏族在他们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人自杀,因为他们是不求现世这一辈子,他们只求来世、下一辈子。他们认为我们这一辈子所得到的痛苦会带来下一辈子更好的生活,所以他们永远生活在希望中。
在这个前提下,我就讲,之所以这三步曲的完成,和之所以受到现代社会很热烈的欢迎,是不是能够显示出在1978年我们打破了精神枷锁,实际上我们同时又戴上了物质枷锁?那么在现代已经物质化了的性爱阶段,是不是可以说明,就是我们想学西方文明,还没学到西方文明的优秀核心,又过早把中华文明丢掉,在21世纪彻底否定自己文明之后,我们这一代是否缺乏精神家园?谢谢!
廖一梅:谢谢您作为少数来听。刚才您说别的我都觉得对,就是有一点我想跟您聊聊,就是关于性这件事。刚才您说是物质化的性欲。
读者: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是女性主义者,但是我参加了一些学术研讨会,我理解的是什么呢?过去的女性只是强调她们做得更好,她们没有自我,但是现代的女性是不是追求性追求得更好?
廖一梅:当然应该性得更好了,这不用说。刚才说到了爱,再说说性,因为性也是我所有的书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柔软》里面有大量的篇幅是谈论性的。刚才我说的那个爱适用于性,我觉得这个性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它是一个我在人类的活动中能找到的一个为数非常少的,能借助于物质方式而超越物质的一种活动。
读者:但是我就觉得现代是不是对于性爱的更好,只是理解为对性的占有而已?他没有那种情感的爱了,他不会情感的爱了,只是性器官和性动作的占有。
廖一梅:就像爱一样,性也是同样被人诬蔑的一个词,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大家都知道高潮这个词,高潮这个词就来源于性行为,要不然不会有高潮这个词。既然他有高潮,高潮来源于什么?肯定不是物理动作,肯定不是运动动作,肯定是全身心的投入。用《柔软》里面男主角的台词,说我爱你的时候,我的头发、我的耳朵、我的眼睛、我的肚子、我的脚指头都是性器官,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谈论性对于人的意义。
人就是一个欲望体,是一个数量,需要某种需求,性经常会变成一种变体,它体现的是他的其他欲望。比如说对自我肯定的欲望,比如说一个男人占有多少女人,或者他跟多少女的上过床,跟什么样的女人上过床,他有一个自我满足感,其实这是自我满足的需要,跟性没有关系,丑恶的也不是性,是他的自我需要。
生活中的任何东西,其实被人们赋予了各种各样的这么一种东西,但是无论是性还是爱,都是上天给人类的礼物,不能浪费它,你要让它成为它原来的样子,不要给它贴上各种标签,或者赋予它其他的社会意义,你就完全投入的享受其中,我觉得那是一个通道,那也是一个深入人的内心和他人的一个神秘的通道。其实它跟宗教情绪是相似的,人在什么情况下是开放的?完全不会想到自我,你不会想到自己是好看还是难看,自己这个声音是好听还是难听,你就完全想着给予融合,其实这个性的状态跟宗教的状态非常相似。
可怕的是,人们无论是对宗教还是性,都赋予了它们其他的意义,所以才有了各种谈论方法,但是那不是它本来的模样。
读者:我还有一个问题,藏族几千年他没有自杀的人,是不是说明当他只有上半身信仰的时候,充满了希望,而不仅仅是下半身的需求。
廖一梅:您说的藏族只有上半身,我觉得特别不合理,也有很多对于女性和性爱的赞美。
读者:但是我就觉得现代人生活得这么痛苦,是不是因为想得太复杂了?
廖一梅:可能您说得对,其实这个复杂就在于你的这个莫名其妙的系统太多,你把任何一件单纯的东西要符合你的某种系统,那这个东西就被消解了,就不存在了。您说藏族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系统,他们很单纯,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但现在也一样了。我去藏区,这个电视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东西,只要电视存在,人们这个世界的系统就会变成被统一化,世界各地的夜晚都变得一模一样,都是坐在那看电视、吃晚饭,那是以前没有过的。
廖一梅:悲观主义是一种世界观
读者:我来问一个全场最热的问题,我只看过《恋爱的犀牛》,我买过这本书,我问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想征求您的意见,我是应该先看剧本还是应该先看那个剧?
廖一梅:最经济实惠的办法肯定是先看剧本了,戏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演,没有妨碍,真的。
读者:廖老师您好,我是一个大学生,最开始接触您的文字是《像我一样笨拙的生活》,马上就爱上了您的文字,您的很多观点还有对生活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很欣赏您的文字。我的问题是,有人说过,完美主义者注定是悲观主义者,您是怎样理解这句话?或者说可不可以问您,您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吗?还是曾经是吗?
廖一梅:这话就是我说的。
读者:还有一句话,关于爱情,您相信一见钟情,而且只相信一见钟情。同时我们又知道,会有柏拉图式爱情,您也谈到,人的感情之所以丰富,会有不同的层次和理解,那么您是怎样理解或者怎么看待不同的爱情、不同的爱呢?谢谢!
廖一梅:爱有各种各样的脸,不是说哪一种好,或者哪一种不好,其实你喜欢哪一种完全是你自己的喜好,或者是你某种姻缘吧。
说到完美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这件事,悲观主义者,我原来说过,是一个对世界的基本认识,他肯定不是一种情绪,不是一个每天抹泪、忧郁、抑郁症,跟悲观主义不是一回事,悲观主义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对事业的基本认识。我认为悲观主义基于什么呢?就是这世界是不以你的想象为转移的,大家都应该承认这一点,如果以我的想象,肯定不是这样的,我肯定不让天是这个颜色,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要求有太阳、有阳光,但没有阴影。但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不以你的想象为转移的,而且痛苦、苦难经常伴随着我们,而且完全不由你的愿望决定,所以他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这是一个基本认识,这可能就是佛教所说的这就是世界的无常,无常是一个本来面目。所以,没有必要标榜你是还是不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乐观和悲观没有矛盾,你可以仍然以快乐的方式生活,或者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生活,这个跟悲观主义并不矛盾。
完美主义肯定是要不得,我应该这么说。这么想吧,你说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要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完美的,首先你自己完美吗?你一想到自己,你都不好意思说出完美主义这个词了,你肯定对自己有诸多不满,任何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孟京辉导的余华的《活着》首演的那天晚上,我们一块去酒吧聊天,我就问他,因为他是32岁写的《活着》。我年轻的时候跟孟京辉一样,是一个愤青,是仇恨人类的,我觉得人类怎么这样,这么无耻、这么狭隘、这么自私,我们是想打碎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的,这个情绪持续了很多年。
我看到《活着》的时候,那是一个深深的对人类的悲悯、怜惜,这个情绪我是过了很久以后才有的,我觉得在《悲观主义花朵》03年的时候,最后有一段这样写着:你如果不能原谅别人,你怎么原谅自己呢?你想到自己的时候,你其实对整个人类都是一个悲悯之心,你做不到的,别人也做不到,别人做不到的,你也做不到,人类的苦难和痛苦就是这样存在的,无常就是这样存在的。我就问余华,我说你怎么境界这么高?32岁就对人怀有这么大的悲悯了,我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愤青呢。他说,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嘛,他说了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其实是这样,你除了怜悯和原谅自己没有别的路可走,你原谅自己了也就原谅他人了。
凤凰网读书:时间关系,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读者:廖老师您好!还是想特别老土的表达一下对您的尊敬,因为基本上您的剧我都看过,本子也都看了,昨天又重温了一遍《琥珀》,特别喜欢。想问一个事,就是昨天我在看一段孟京辉的视频的时候,讲到特别是《恋爱的犀牛》,你们俩在共同把它从剧本变成话剧呈现给观众的时候,你们发生了很多的分歧,我就想知道当时孟京辉在体现你的想法的时候,发生了哪些分歧?你们是怎么样磨合,最后把它变成一个现在的样子的?
廖一梅:首先,你说的这个视频我没看见,我也不知道孟京辉说我们发生分歧了。我印象里,排《恋爱的犀牛》的时候,真没有发生什么分歧,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功夫发生分歧,两个人都疲于奔命,今天被撤资了,明天排练要换一个地方,换过三个排练场,没有地方,那时候还在三联书店一楼排练。大家都忙于把这件事一定要做成,根本没有功夫发生分歧。
读者:其实这个也是我的疑问,因为我现在跟我的朋友也是攒了一个小事,类似这样的,当然我是写,他来拍,我觉得似乎我特别想我写了这样一个东西,让他去呈现,他呈现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没想让他按照我写的那个样子呈现,所以我还是挺困惑他为什么说你们会有很多矛盾。
廖一梅:我回去问问他。
读者:行。
凤凰网读书:廖老师最后跟我们读者说几句话吧。
廖一梅:谢谢你们大家来,还有这么多人站在这儿听了这么半天,真不好意思。谢谢大家!
凤凰网读书: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凤凰网读书会就到这里,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活动也看到了一个非常真实、非常柔软的廖老师,现在就开始签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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