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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第115期]叶一剑对话梁鸿: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

2012年12月27日 16:49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凤凰网读书

梁鸿:年轻人在城里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尊严

读者:在中国东南沿海有特别多的打工者,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是非常积极的,很想融入到这个城市里,而且他们不愿意回到乡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您刚才提到的亲情社会有时候对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讲是一种负担,他们很多人不愿意被束缚,他们更多希望有自己的生活,也希望能够远离家族的束缚,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梁鸿:其实刚才说的问题非常复杂,为什么这种类似于家族的生活对青年的成长成为一种损害呢?我想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的,不光是乡土中国才有的。因为人成长总是向外的,是叛逆的,叛逆过程是建立自我的过程,有一天要回去,这是人自然的成长过程。你会发现留在农村确实是变成家族的纷争,家族尔虞我诈确实非常严重。但是我想每一种文化制度,每一种文化性格都有负面的存在,家族的存在也不例外。但这并不是本原的存在,如果在一个良性社会里面他会变成良性的存在,变成促进人成长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现在是我们发现整个乡村完全被抽空了,所以青年往城里奔。另外一方面乡村比较贫穷,当然要跑了,我上学的时候我姐姐每次给我写信都说上学是你的唯一出路,有一大堆感叹号。因为你家里很穷,找不到生活的门路,你只有考上大学。如果有一天我们的乡村没有这么大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存在,我想就没有这个感叹号了。另外你必须看到,青年到了城里面是否找到适合的生活方式了呢?我去年调查农村的青年打工者,富士康的青年打工者,他们自杀背后一定包含人的机器化,工业时代的非人性化。

这还算是找到合适职业的。很多年轻人,比如我在西安采访一个18岁的三轮车夫,他根本不看我,因为当时我跟我的堂哥在一块聊天,他一看见我迅速地躲避,脸一下红了。而他的父亲是特别开朗的,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如此的羞耻呢?是因为他知道三轮车在这个城市里面是最底层的,最被看不起的职业,所以他很羞耻,他在城里没有找到他的身份认同。我在西安住了八天,最后也没有采访到他,后来我请他吃饭,我请他父亲吃饭想让他父亲带他过来,他也不去。他父亲爱喝酒,三轮车夫统统都酗酒,所有在城里干体力活的中年男人都酗酒。最后9点多来了,想把他父亲拉走,我说咱们坐着聊会天,他一直看手机,根本不看我。后来看手机过程中接了一个电话,可能是他小兄弟的电话,他说你等着,我马上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那一群年轻打工者的小头,天天没事干拿着小匕首在街上乱走,一不留神惹事,他的性格很暴躁。我说我明年再来看你,他说再来看我干吗呢,明年可能我在监狱里。这句话可能很随意,但是作为一个考察者关心者,那一刻我觉得非常难受,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神是我进不去的,他的世界也是我没有进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两个阶层壁垒非常森严的地方,年轻人到城里没有找到他的身份尊严,这里面包含很多现实的东西。

叶一剑:整个家族的人都支持我走出去

叶一剑:我补充一点,可能我们看红色样板戏看的很多了,总是年轻人到某一时候突然之间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然而这个家族给他找童养媳,规划好未来的生活,他要挣破这个家族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去。这是我们以前看过很多的红色样板戏讲述的特殊的时代年轻人与传统乡村家族断裂的故事,这个很多。但是我想讲的其实在今天,因为我是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离开我的老家,河南商丘的一个乡下。在2000年之前我那时候也是年轻人,我也向往外面的世界,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我的家族跟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觉得恰恰是与样板戏完全相反的。第一我的父亲是从一开始就希望我能够走出去的,过更好生活的,这是我父亲作为我这个家族里面离我最近的人他对我未来走向的判断,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因为家庭比较贫穷,在2000年之前你在读书的时候花费还是很高的,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包括后来到大学花费都很高,依靠我们一个家庭的财力是没有办法支撑起我读书费用的,那么其他的财力来源于哪里呢?来自我的姑姑、叔叔、邻居、堂叔等等,这个背后是一个家族一起帮我完成了学费的垫付,你可以想见这个家族对我的判断是什么呢?一定也是鼓励我走出去。我所有的成长经历至少是从1978年之后,我们说改革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在那个时间段,其实我这个家族,也是非常偏远地区的家族,对于自己有能力的,有想法的年轻人走出去一个态度是支持的。我感受到是有温暖,是有支持,包括我今天回去在我最累的时候我想起给我父母打电话。这就是我家族所给我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态度,一个支持,是非常具体的,而不是再像当年样板戏里面所唱的。当然我讲的是偏北方的,可能你讲的是南方的,我没有具体地进行过调查。

读者:各位老师下午好,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我当时完全是被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这句话吸引来的。因为我自己是从事教育行业,所以我可能对教育这方面更关注一些。现在大家也都很关注说年底之前关于异地高考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于城乡来说很关键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是山东高考的,我自己是半个河南人,这两个地方是异地高考最难的地方,异地高考是改变一个农村年轻人命运的很重要的方式。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这个体制并不是导致出现“乡愁里的中国”最关键的问题。但我认为包括这个城和乡的二元结构,包括出现这些问题根本上都是在于体制上的问题,可能大家都不允许我们太多地去说这个问题。我是更关注怎么样解决问题的人,如果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从体制上有所改变的话,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梁鸿:她说的刚好是我想谈的,我们每个人能做什么,即使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还有很大空间要做的。首先我们每个人要有这种观念,从自己从事的职业做起。你是搞教育的,我自己是大学老师,我自己还能写书。乡村建设已经有一波人在做了,搞乡村实践,这是我特别想跟大家交流的问题。有相当多的,或者有一大部分真正关注乡村的人他们也勇敢地投入到真正的乡村建设里面去,有艺术家,有具体的搞经济建设的,也有学者,比如说人民大学的温铁军老师他手下有一个团队在福建搞了一个莆田文化中心。当然他们面临非常大的困境,比如政府若有若无的阻拦,资金的匮乏,包括自身生活的难以为继,包括很多年轻人找不到老婆或者找不到男朋友都非常具体,但是他们在做。

并且我觉得真的是一点一点地开拓空间,这个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勇气,依靠他们自己的实践来开拓的,我觉得是有实效的,确实产生一些影响。对我也有影响,我去年专门写过一本书《行动在大地》。包括在欧盟搞冰山共同体,是另外一个乡村的设想,关于乡村的想象我们已经非常贫乏了,需要这样一波艺术家实践,也许他失败了,但是它在,跟政治发展方向不一样的,给我们提供非常大的空间,这是非常大的胜利。我认为问题的解决有多种方法,我们一下子难以撼动制度,我们不可能暴力革命,但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完全可以做你自己能够做的,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包括今天我们来这个地方来听,都是特别关心的人才来的,或者你刚好看到这个标题心有所动,心有所动非常重要,因为你心有所动所以有一天可以萌芽,可以成长,是一个小的苗子,这非常好,所以也不用那么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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