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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第26期]柳红:八〇年代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2010年11月16日 17:18
来源:凤凰网读书

柳红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柳红:回忆八十年代的点点滴滴

柳红:我也说感性的。顺着你的话,我也说我的八十年代,咱们俩八十年代的时候和在座的同学正好是同年龄段,所以你们想知道八十年代什么样,跟我们那时候的一些情况对比就可以了。我是1978年上的大学,在上海,穿着一个军装,一个白衬衫翻着领子,梳俩小编辫,斜着挎包,袖子是挽着的,这个形象。没有人送,自己上的火车,当时坐上火车我就一直在哭。那时候考大学的人很少,所以车上的人都说,你干吗哭啊,多好的事儿你还哭。不像现在都是大包、小包的,家长可能还陪着的,我们是自己。在大学我一个月的伙食费是15块钱,我不知道你们是多少钱。

阿忆:他们一千五。

柳红:所以你们就能比较了,有个量的概念。大学毕业之后,我们是分配,分配前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知道可能北京有几个名额,我们专业有五个北京人,都深怕自己回不了北京,但是也只能在最后时刻等老师公布结果,觉得特别紧张,当时另外几个北京同学家里人到学校来跟老师谈,我们家也没人来谈。我特别怕我被分到外地,还好最后我分回了北京。我是学工科的,自动化仪表,我们当时最高理想的工作单位就是到设计院画图,所以我们这五个人有两个到了设计院,还有一个在国家仪表局。

我是在一个什么单位呢?一个机部销售技术服务公司,那个时候听到公司就是一个非常低档的工作。

阿忆:太差的一个单位。

柳红:太差了,又销售,还技术销售服务公司,完全听不懂,特别生气,其实这是个改革的产物,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当时国家管工业的部门叫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机械工业就是一机部,一机部是番号,当时都很保密。

阿忆:怕帝国主义知道了。

柳红:对。

阿忆:一机部建造航天,技术机部就是传播。

柳红:我就是一机部,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只管生产不管销售,生产直接调拨,没有销售。我1982年大学毕业刚刚开始改革,一机部也要改革了,也要考虑销售问题了,于是成立了一个销售管理局。除了生产调度局之外成立销售管理局。只销售管理不行,还得自己去销售。

这个销售管理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另一个牌子就是销售服务技术公司,我分到这个公司了,但是我不是负责销售那一块的人,我在商情处。那时候的政府单位去卖东西是改革的步子,现在政府单位不能卖东西,公共的服务部门,怎么可以自己去亲自销售呢,就成官商了,但那个时候这是一个改革,我就进了这样一个经济单位。

阿忆:可以提成吗?

柳红:好像是有,我学的全是我不喜欢的,这也是历史的原因。我其实喜欢文科,从小喜欢文艺,一直在宣传队。但因为家里文化大革命时挨过整,我妈妈被开除党籍,就希望我们都学工科。所以我和姐姐同年考上大学,她学大学机械,我学自动化仪表,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分配到了这个单位,跟经济沾边,但听不懂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这些词,太绕。我们整天画图,讲压力、温度、流量仪表来控制。当时的大学教育不能满足人们学习的要求,于是有了电视大学,有经济类别的课,经济管理的课。我也上电视大学,这样去考的研究生,考到社科院。

当时我考研究生时单位不让考,这又是当时的一个特色。那个时候大学生特别少,要考试的话,自己觉得会在道德上很亏欠,是不对的事情,要偷偷摸摸的。所以我下班十点钟回家,自己准备功课,还要上夜校练书法,那时候的青年都上进好学。

争取了一年不让我考,第二年再考的时候单位告诉我只许考一年,考不上永远不许再考了,我也做了这个承诺。我考的是社科院的工业经济研究所,当时是个最火的一个研究所,老所长是马洪。

阿忆:你们知道马洪是谁吗?

柳红:马洪是高岗的五虎上将。

阿忆:印度和中国交界那地方有一个。

柳红:对。

阿忆:不是那个人,是另外一个人,这马洪姓牛,叫牛黄。

柳红:对了,他叫牛黄。

阿忆:他的副所长叫孙尚清,所以他们俩合在一起,叫“牛黄上清”。

柳红:对,这个马洪是我们工经所的第一任所长,马洪当年也在延安,共产党的工业是从东北开始的。他29岁当东北局的秘书长,很年轻的时候因为高岗的五虎上将,被打下来。后来又在国家经委工业六十条工作,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就当上了社科院的副院长,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所长。马洪之后第二任所长叫蒋一苇,你们可能也没听说过。

阿忆:听说过吗?一个听说的都没有吗?

柳红:多可惜,我真想让你们知道,所以要跟你们说,也希望你们看我的书讲他们的故事。这个蒋一苇当年在《挺进报》,知道《挺进报》吗?红岩知道吧?

读者:知道。

柳红:江姐。

阿忆:陈岗。

柳红:陈岗那个诗,“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阿忆:哎呦,你们都会啊。

柳红:都会。革命烈士诗抄。

阿忆:我背叛了八十年代的这种记忆,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柳红:对。

阿忆: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柳红: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说,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我们是背着这些革命烈士诗抄成长起来的一代。

阿忆:刚刚说到蒋一苇。

柳红:对,蒋一苇是他们的战友,当了右派,两个都是实业家。

阿忆:他要不是逃出来了,就跟红岩里写的那些英雄一样了。

柳红:对,渣滓洞。工研所有这样的领袖人物,所以是非常火的。我去考试也是穿着花棉袄梳着小辫,背着挎包。人家都是竖着提包去的,因为据说社科院考进去的人年纪越大越好,每一个卷子两道题写两篇文章,比如说资本主义论两道题写两篇,中国工业经济学写两篇,每个都是论文。我一个学工科的,也不会写,也不能长篇大论,觉得挺发怵的,但最后还是过了。

在研究生院,当时的定量三十斤粮票,有九斤米票。

阿忆:我们是本科生八斤,本科男孩是八斤,女孩可能更少。

柳红:北方人考虑到吃面,所以米给的少一点,其他都是面、杂粮什么的。我们在学校吃不完,就换鸡蛋。研究生院挺远的,现在的丽都饭店很繁华,在当时是非常荒的。我们跟当地的居民、老乡拿粮票换鸡蛋,十斤粮票可能会得七八个鸡蛋,然后我们用小电锅自己煮鸡蛋吃。这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做一点交易。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1988年,和我大学毕业不一样。大学毕业听到公司的时候觉得好像进这样单位有点蒙羞似的,但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公司了。那时候有双轨制,就是两个价格,有价差就可以赚价差了,于是开始有了万元户。我88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分三种,红道、黑道、黄道,当官的是红道,挣钱的是黄道,留在社科院的是黑道。我选择了留在所里,其实我也不是一个有学术偏好的人,那不是我的擅长。从根上我就学错了,都是被迫的,但我还是选择了留在所里,这个是我内在的选择,我还是不喜欢那两个。这是我们简单的八十年代。

[责任编辑:马培杰] 标签:读书会 年代 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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