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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

2012年08月17日 16:17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周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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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与整理国故

胡适这种科学精神的实际应用,就是发挥在考据和整理国故上。1919年8月,在一封写给毛子水论国故学的信中,他首先要毛子水抛开“有用无用”的成见,抛开“狭义的功利观念”,而用“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来研究学术。在这封信里,胡适还说了一句以后常为论者所引用的话:

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胡适为了强调“学问是平等的”这一点,就不免过分夸大了“发明一个字的古义”的意义。“发现一颗恒星”是“宇宙之大”,而“发明一个字的古义”虽不至于是“苍蝇之微”,但也绝不能将这两件事等同起来,使许多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自以为是逍遥在穹苍之中——把推敲一个字的古义认做了科学工作。

胡适对整理国故的态度,到了1928年有了相当的改变,这个改变可以说是从纯粹的“为真理而真理”的非功利的治学观点,渐渐了解到学术研究与国计民生完全脱节,也有危险和荒谬的可能。

1928年,胡适写《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他指出:清代的考证学由于受限于纸上的材料,始终不能由故纸堆走向实验室,三百年朴学的成绩,终究不过是“故纸堆的火焰”而已。 他将清代考证学的成绩总结为:

我们考证学的方法尽管精密,只因为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只因为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所以我们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益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

虽然胡适一再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许为合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科学方法, 但论到清代学者的总成绩时,他是极其严厉的。如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

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的学绣,始终不肯绣鸳鸯。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全不发生影响。

从上引的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胡适并不赞成与国计民生完全脱节的学术研究。

拿胡适评判清代考证学的标准来看1920年代的国故整理。我们不得不说:国故整理毕竟不是西洋科学的渡海东来,而是乾嘉考证的变相复兴。我们将上面这段胡适批评清儒的话,只要略改数字,也一样可以用来总结胡适毕生“考据”的成绩:

胡适考据的方法尽管精密,只因为始终不接近实物的材料,只因为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所以胡适一辈子四十年考据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典小说的整理,一小部分禅宗史料的厘清,以及《水经注》疑案的审查。这些成绩于人生有何益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

这样评断胡适在整理国故上的贡献,显然是失之过苛。但如就对“人生有何益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这两个问题来谈胡适的考据,则上面这段套用他自己文字改写的话,却也并非完全失实。

总的来说,胡适往往贬低清儒考据成绩,而夸大20年代整理国故所能引起的社会作用。他在《给浩徐先生信》中,表明了他对整理国故的期望:

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

因此,胡适把整理国故的工作称之为“捉妖”、“打鬼”。胡适一方面说,要为“学术而学术”的来整理国故;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出,整理国故,“还他本来面目”都不过是手段,而“解放人心”才是真正的目的。

如果胡适所说“三百年的第一流聪明才智专心致力的结果仍不过是枉费心思的开倒车”真是清代学者的总成绩,那么,他对20年代整理国故所能发生的社会影响,未免太过乐观了。他之所以夸大这一运动的社会意义,在我看来,是因为他高估了所谓“科学方法”在整理国故中所能发生的作用。

其实,只要在“国故”之中浸淫过一段时期的人,大概都能同意:整理国故而没有科学方法,固然做不出好成绩来;但只有科学方法,而对史料没有充分的掌握,依旧是成不了事的。科学方法终究只是个“方法”,套句晚清人习用的话是“用”,不是“体”。整理国故更需要的是中国旧学的根底,是对先秦两汉、隋、唐、五代旧典的熟悉。胡适在1922年9月1日的日记中,也有类似的感喟:

从前我们以为整理旧书的事,可以让第二、三流学者去做。至今我们晓得这话错了。二千年来,多少第一流的学者毕生做此事,还没有好成绩;二千年“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

方法是可以传授的,然而,二、三流的学者有了科学方法,依旧不足以成事。这正可以说明:方法亦有穷时!

胡适在《庐山游记》中说:他之所以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为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是为了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是要人敢于怀疑,敢于向权威挑战。 我有时忍不住要问:

胡适的考证真能发挥如他自己所说这么大的作用吗?我们真能从《水浒传考证》或《庐山游记》中寻得思想和学问的方法吗?

胡适确实为我们在国学的研究上开了许多门径,立了许多榜样。他是整理国故的首功,在这方面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但是我总怀疑:人们到底从胡适的考据中,学得了多少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防身本领。倒是他的文章如《问题与主义》,《信心与反省》,《我们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以及在《新月》杂志上所写几篇批评国民党的文字,对人们在思想的解放与对权威的挑战上,所给予的启发与鼓舞,是远远超过他的考证文字的。

胡适毕生从事的《水经注》考证,说的严厉一点,真是“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全不发生影响”。把这两句胡适批评清儒考证的话,移用到他自己身上,也不能说完全不恰当。

吴稚晖对整理国故有过极严厉的批评,他指出,由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杂有一部分浇块垒的话头,虽用意是要革命,也很是危险、容易发生流弊”。由此引出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并举办了许多演讲,讨论中西文化问题,在吴稚晖看来,这些演讲“大半是妖言惑众”。这样的措词当然过激,但他指出:胡适“所发生的一点革命效果,不够他们(二梁)消灭”。结果表面上是提倡新文化,骨子里却是复古。 这话却有一定的道理。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对“整理国故”的“整理”两个字,下过一个定义:

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经过这样的一番“整理”以后,才可以“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才可以让人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也不过如此”。 类似的意思在一封1925年写给钱玄同的信中,有更具象的说明:整理国故并不是“挤香水”,而是“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胡适曾经多次的用“还他本来面目”来描述整理国故。也曾不止一次的说明:整理国故与“发扬国粹”无关,与“发扬民族精神”亦无关。“整理国故只是为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 所以整理国故实际上是揭露中国历史上或学术上的虚妄,对有“自大狂”的中国人, 下一针砭。

但是,我们细看胡适整理国故的成绩,不得不指出:胡适对中国哲学的某些阐释,不但不能稍煞“国粹派”的自大心理,却反而增长了他们的气焰。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庄子》一篇中,曾多次提到“生物进化论”,说:“墨子以后,便有许多人研究‘生物进化’—个问题。” 他引了《庄子•秋水篇》,“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这几句话,说:“‘自化’两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接着又引《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为天均。”胡适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

我很惊讶:胡适能如此轻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地解释《庄子》,固然有其新意,但却不免是用20世纪的科学眼光来索解先秦的子书,把《庄子》“现代化”了。结果为了求得“本来面目”的国故整理,就不免越整理去“本来面目”越远了。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40年以后,曾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公开忏悔” 地表示过:“《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里最脆弱的一章。”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侮辱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但是,胡适《哲学史》出版之初,真是风行一时,两个月内,即行再版。 这可见其影响之大。胡适把近世以来最重要的科学著作,达尔文的进化论,轻易地浓缩在《庄子》的十一个字里。这还不足以助长中国人的自大狂吗?这还不足以让守旧的国粹派用来做排拒科学的护身符吗?

[责任编辑:吴毅恒] 标签:胡适 民国 周质平 光焰不熄 科学 国故 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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