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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NO.132】汪晖对话贝淡宁:城市何以安顿我们?

2013年05月09日 11:20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凤凰网读书

汪晖:斯特恩身上体现城市与国家的特殊紧张

汪晖:后来日本人占了上海,他们就举家逃亡。到什么地方呢?先到内蒙古,如果大家研究中国在战争时期的移民史,会发现很多外国人都是在这条路线走。然后到了东北哈尔滨,哈尔滨是在俄国和日本殖民条件下的殖民大都会。我们现在研究的都会基本上是欧洲的都会,无论是香港还是新加坡,其实都是英国殖民化过程当中产生出的都会,很少有人研究非西方的的都会。北京是特殊的,北京我们另外说。

哈尔滨当年就有很多欧洲人,犹太人、白俄人和各个地方移民到那去的。这使得它在日本殖民条件下,变成文化极其混杂的一个城市,那时候哈尔滨的爱乐,据他说达到了世界水平。在那期间他发现文化有多样性,他的同学有俄国人、日本人等等。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就被苏联红军逮捕,抓到西伯利亚去了,所以他后来也会说俄语。然后又回到东北,像当时的沈阳一样,共产党政府要求他移民到以色列,他到了以色列以后,就考取了以色列爱乐乐团的小提琴家,可是当时以色列爱乐乐团不允许演奏任何德语音乐,对于一个小提琴家,一个爱乐乐团的提琴手来说,不允许演奏贝多芬、莫扎特这些德国音乐,他已经觉得非常困惑了,这时候他家中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父子冲突。

他的父亲是一个狂热的复国主义者,而他自己不能接受这个,如果一个国家的爱乐乐团里不允许演奏德国音乐的话。结果他就选择了离开,他离开以后到了芝加哥,在芝加哥考取了芝加哥爱乐乐团。但是他没有绿卡,变成了一个卖鞋子的推销员,生活非常困难。这是我说城市的封闭性,是跟国家联在一起的,比如说绿卡制,没有绿卡就没有工作权,这是研究城市和认同问题碰到的另外一个困境。结果几年以后他没有办法了,只好又重新回到战乱后的柏林,到了柏林以后,他说所有他小时候幼儿园或者他父母朋友的孩子,所有的德国人,还有一些留在德国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对他都感到特别好奇。他们说你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竟然还回到柏林?

汪晖:我在柏林住过一年,我对讲柏林的部分特别亲切。这里面讲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斯特恩强调柏林是我生长的地方,他说我是柏林人,而且他也说我也是一个德国人,同时我又是一个犹太人,这是我的国家,也是我的城市,为什么我不能回来?他的经验当中就产生出了一个跟城市和国家有关的一种特殊的紧张,这个紧张使得他产生出了强烈的cosmopolitan(世界主义)的趋向,他坚决地对抗所有这些排斥性的认同。在很多年之后他努力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劝说柏林爱乐乐团去以色列演出,劝说以色列当局能够同意柏林爱乐去以色列访问。最终经过他数十年的努力,到八十年代才实现这个愿望,柏林爱乐终于去了特拉维夫演奏。可是还有一个小插曲。卡拉扬是当时的指挥,他拒绝去以色列,最后是由伯恩斯坦--也是一个犹太裔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爱乐乐团到了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去演奏。他自己跟我说,当年到以色列重新演奏莫札特、巴哈的时候,他才感觉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在这个地方跟城市超越了疆界的关系。

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七十年代初期,他是第一个到中国访问的西方重要的音乐家。当年的李德伦是中央乐团的指挥,他们在北京做联合的演出。我们都知道1972年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改变,他一直要求到哈尔滨演奏,那个时候连一台钢琴都找不到,情况很困难。这样的一个凝聚了20世纪的城市,在它里面产生出来的精神,这个精神是超出所有的单一认同的精神。通过他的眼睛,我们重新发现了我们自己的城市文化,而我们自己是很少意识到的。我们不知道这些文化会不会消失,这种文化是中国文化里比较可贵的、一个真正的包容性的文化。为什么犹太人在中国消失了,这个历史跟中国社会自己的文化有特殊关联。今天我们新的城市化的时候,如果去研究这些城市的历史,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很重要,可以让我们了解不同的城市精神,使得我们重新看到文化的可能性,在这个城市当中新的文化可能性在哪产生出来,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你让我回答我喜欢哪个城市,我认为这是跟一个人的命运关联在一起的。

贝淡宁:我现在知道怎么回答那个问题了,如果天堂只有一种城市,一种时代,我觉得那不是天堂。天堂需要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代,需要30年代的哈尔滨精神,需要70年代的柏林精神,80年代的耶路撒冷的精神,这样才是天堂。

李杰:谢谢贝淡宁,我现在明白为什么穿越那么火了,因为只有穿越才能享受到不同时代的精神。谢谢两位今天非常精采地和我们大家分享对城市的分析以及他们对城市精神的理解,谢谢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请今天到会的读者朋友们向二位教授提问,请大家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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