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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NO.175:吴思、刘瑜共话“权力的游戏”:趋利避害是通则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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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刘瑜在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会)

刘瑜:当你说到荣誉时,就涉及到意识形态的东西

纪彭:刚才谈到如何获得权力、如何掌握权力,世上没有一个人都永远保持权力,因为任何人都有死的那一天,这时候会遇到问题。我书上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怀疑:当独裁者得了癌症或者就快要完蛋时,已经失去了发糖果的机会,可能就是一个动摇他根本的时候,或者会出来另外一个人把他干掉。但在中国用宗法制、嫡长子继承看起来很死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晚清民国时袁世凯要称帝,说君主制稳定性好过当总统的状态。当变成一个集体总统制之后,几个人团结起来就是致胜联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BOSS存在,可能是7个BOSS、9个BOSS,这种情况下,这套原则是否还起作用?刘瑜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瑜: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本书有些地方的分析有点僵化。作者想说的是,由于专制制度缺乏一个稳定的权力交接机制,所以独裁者对于核心支持者的所谓“发糖果”行为没有长期的可信度。但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解决得很好,古代时所谓的宗法制度代代相传,每次权力交接也许会磕磕绊绊,但大体来说一家一姓会传下去。书里讲到的奥斯曼帝国做得也比较好。就今天的中国来说,十四大……十七大、十八大,每隔十年权力交接相对平稳。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核心支持者来说,他们能够对统治者的承诺可信度有一定的信任,这也部分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国家,所谓的集权制度无论是历史的还是今天的会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性与穆巴拉克或者马科斯在菲律宾不太一样的在于,那些地方很大程度上是家族体制,而且是非宗法意义上的家族体制,领袖个人身体出问题或者他的权力出问题,如卡扎菲,大家不太能相信他的后代还能平稳地掌握权力。中国是PARTY- STATE,党国体制,权力的交接相当制度化。当然这不是永远地保证,如毛和邓之间有很多波折。但是如果有相对稳定的权力交接制度,对于核心支持者来说,“糖果”承诺就有相对的可信性。我看过一些论文,个人独裁跟PARTY-STATE比,前者崩溃的次数比后者要高得多。

纪彭:还有一种情况是出现某种危机时,无论是财政危机还是其他危机,会出现大规模的抗议。这种抗议出现群体性事件后,军队会出现问题,因为无论在任何道德下向老百姓开枪都是非常不愿意的一件事,需要很高的道德成本,但危险时,任何国家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群众不满,如美国也有民众占领华尔街,其他国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那军队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个问题?

刘瑜:这本书作者是纯粹理性的经济学分析,认为是“发糖果”的事。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好到一定程度,独裁者能够买通军队,比如本书作者讲到津巴布韦穆加贝,这个国家搞得一团糟,恨不得买个苹果要几亿津巴布韦币,但穆加贝上台统治一段时间后,把钱和资源用来提高士兵的工资,买通了核心集团,那么他的统治就是稳定的。纯粹的理性人解释,我觉得不够。比如他认为之所以在1986年菲律宾的军队哗变,是因为马科斯的钱不够买通菲律宾的军队,或者当年全斗焕的钱不够买通当时的韩国军队,戈尔巴乔夫的钱不能够足够地买通苏联军队等等。可能钱的因素的确很关键,但还是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因素,包括埃及士兵对穆巴拉克倒台所做出的反应,很多士兵是穿上军服的普通人,很多军队高层是社会精英的一部分,并非生活在彻底的真空里,观念体系会受到社会观念体系的渗透,所以不能完全从理性人角度判断军队对民众反叛的态度,但经济上能不能买通是一个关键因素。

纪彭:买通可是不同的手段,不一定是钱,有可能是荣誉,有可能是预期,有可能是其他的东西。

刘瑜:对,当你说到荣誉时,就涉及到意识形态的东西。比如前两天我看韩国电影《辩护人》,国安部的打手说“从1953年开始,韩国和朝鲜处于休战状态,但并没有停战,为什么你们感觉停战了?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在维护稳定和治安,把左派人士镇压下去。”他认为这是爱国主义,是为了社会稳定,所以他也是有一套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变化起到很大的作用。一个社会到了制度转型的关口时,往往是财政危机加上所谓的精神危机。

[责任编辑:石珂]

标签:凤凰网读书会,读书会,吴思,刘瑜,政治,独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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