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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长”龙应台30年后再燃“野火”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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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有识,有趣——凤凰副刊

编者按:龙应台《野火集》三十周年增订纪念版在大陆上架,这是她新写的序言。

历史的眼神

文/龙应台

1

“野火”的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写于一九八四年。

一九八四年的台湾,美术馆还可能因为害怕被指控为“亲共”而将艺术家的作品径自涂改;绕着弯批评时政的作者随时担心被有关单位请去“喝茶”;人民申请成立社团往往没有法律途径而即使许可也会被百般刁难。表面上也许是食品的造假、环境的污染、个别警察的霸凌,或是一个单纯的司法判决不公,但是往深层挖下去,却都和集权有关。因为集权,所以资讯不完整,所以程序不透明,所以结论可以操纵,所以掌权者可以滥权而人民无力挑战。

集权,其实是有明确特征的。街上穿着制服的人用什么态度对不穿制服的人说话;办一件简单的事情要跑多少个机关盖多少个官印;书店里买得到和买不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书;最宏大的广场上竖起的是什么类的纪念碑、什么人的铜像;新闻主播用什么样的语调和用词描述什么样的事件;灾难发生时,人们看见的是英明的救灾领导还是哀苦无告的灾民……

但是,更多,是看不见听不到的。黑牢里逐渐腐烂的垂着头的人形,看不见。缠讼中折断了青春的人想说的话,听不见。临刑的人在粗糙草纸上写下的字,读不到。假奶粉假酒假食品和环境中种种灾难背后锁在档案柜里的公文和批示,拿不到。

风在吹,云在走,人在思想,博弈在拉锯,前进和后退在迂回交错,价值在惊奇翻转。于历史长河的大脚本中,台湾三十年这个篇章,埋着太多深沉的细节。三十年中,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已经换了几回;有的政治犯竟做了领袖,有的领袖竟进了牢房。庄严的变成嘲讽,琐碎的突然伟大,真诚可能叫做懦弱,虚伪可能叫做务实。每一个文本中简单的细节,都需要十倍的注脚。

2

二〇一四年,曾经负责思想管控和政府宣传的机构——新闻局,已经解散,纳入了“文化部”,卸下从前审查和管制的任务,成为文化的扶植者。三十年前写“野火”的作者成为公务员,从早到晚开无数的会议,把从前的法令一则一则盘点,一个一个废除,一条一条修改。譬如“电影法”,规定每一部电影都必须在事先取得政府的映演许可,不给许可,就不能上映。修法会议中修到“关键”的第二十六条,令我在会议进行中不禁微笑:

第二十六条 电影片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损害国家利益或民族尊严。

二,违背国家政策或政府法令。

三,煽惑他人犯罪或违背法令。

……

六,提倡无稽邪说或淆乱视听。

七,污蔑古圣先贤或歪曲史实。

这部“电影法”源自民国十九年制定的“电影检查法”,修修补补辗转到今天,仍是一部控制的工具,总共五十八条。二〇一四年,我们把它删减成二十四条。

处理“电影法”让我在会议中发笑,处理人权历史却让我潸然。五十年代的台湾,很多人因为“左倾”而被枪毙。“文化部”从南到北密集地为幸存的当事人和受难者的家属做口述历史,同时从散置各“情治”和“国防”部门的尘封的档案里耙梳,寻找被封锁、被遗忘多年的日记和遗书。阿里山邹族的青年高一生在一九五四年被枪毙。六十年后,这一纸从没被日光照到的遗书突然摊开在我眼前:

我所思念的春芳:

得知你安好,感到万分欣慰。

“不管多少黄金、白银和宝玉,也不如宝贝儿女珍贵!”

还记得这首歌吗?只要有家和土地就好,因为有很多优秀的儿女。

物品没收也无妨,我的冤罪,以后会昭明。

缝纫机被没收之前,很想穿着你亲身缝制的衣物,

白色的衬裤,短裤式有裤带,底下像西裤。

缝制一块四尺见方白色包袱巾。

在田地、在山中,我的魂魄,随时随地陪伴着。

水田不要卖!

高一生

一封一封家属从未收到的遗书,我们在六十年后一封一封鞠躬奉还。

3

天黑时,推着自行车离开办公室。垃圾车的音乐响着,从远处渐行渐近,然后卡车在我面前停住。夜色灯火中,家家户户的人从深巷涌出,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垃圾袋,边寒暄边走向垃圾车,井然有序。每天晚上准七点,全城数百万的市民同时走到巷口处理垃圾——全城几乎没有垃圾桶,而地上没有过夜的垃圾。外国人来到台北,“观光”节目之一就是晚上七点到街头巷口去看台北人丢垃圾,看得目瞪口呆,说,“怎么可能?”

我真的觉得,历史从来没有终结这回事。它有体温,有呼吸,它微微的叹息和欲呼唤的眼神,只要你看,就在那里,如此的清晰啊。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台北

(节选自《野火集》三十周年纪念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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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凯汶]

标签:龙应台 野火集 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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