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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融化新知”——“二十四史”点校记

2012年03月22日 17:08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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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是中华民族嬗递传写了近两千年的国史,由《史记》开篇,到《明史》压轴,计3200余卷,约4000万字。历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主要有过三种版本: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刻本、清朝末年由五个书局刻印的“局本”,以及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但目前通行、被公认为最好的版本则是中华书局1958年启动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选用了当时最好的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注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校勘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权威版本。这套史书在1978年
陆续出齐,至1998年20年间印刷了15次,被公认为当前最好的“国史”标准本。而它出产的1958至1978年,正好经历了十年动乱。作为新中国旷古未有的文化工程,在“文革”中幸存,并终至圆满。如果不是异数,至少也算动乱岁月中的文化奇观。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留影。左起:魏连科、唐长孺、白寿彝

一、盛世修史,初步启动
    1958年2月9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古籍小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组,齐燕铭本人亲任小组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叶圣陶、何其芳、吴晗、陈寅恪、张元济、陈垣、范文澜、郑振铎、冯友兰、翦伯赞等共81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史研究领域的全部顶级学者专家。在成立大会上,确定了古籍整理的6个重点,其中包括“二十四史”。像《资治通鉴》的标点工作一样,“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实际上也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直接出面促成的。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于是9月13日,范文澜、吴晗组织邀约了尹达、侯外庐、金灿然等人,一起商讨此事。
范文澜的助手、历史学家蔡美彪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负责做会议记录。据他回忆,除了商定“前四史”点校的具体分工和方案外,会议还提出“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这份会议记录经由吴晗修改后汇报给毛泽东。不久收到毛泽东复信:“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于是“前四史”扩大为“二十四史”。在中华书局组织下,由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等人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点校工作也随即启动。
    这一浩大工程的起点,当然从《史记》开始。此前,顾颉刚已完成了对《史记》的点校。“因为是顾先生着手在先,所以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顾颉刚《史记》标点本进行体例上的改造。”徐俊介绍。
    这个重要的任务,是由宋云彬完成的。宋云彬也是老一代出版人,1951年,任浙江任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因为带头反对迁移西湖边的名人墓,1957年,他成为第一批右派。后来被一心渴求人才的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调到北京。
《史记》点校基本由宋云彬重做一遍。那时要在第二年国庆把《史记》赶出来,他每天晚上都要超负荷工作到深夜。“他当时的身份还是右派,每个月都要写思想汇报。在广播中听到第一批摘帽右派的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内心极度沮丧失望,但仍要继续一次次写思想汇报,拼命在灵魂深处检讨自己。有一次参加完中华书局‘十月人民公社’的大炼钢铁运动,宋云彬还在日记里写,要用炼钢精神来标点《史记》。”每每看宋云彬的日记,徐俊说他都充满了伤感与辛酸。
    1959年4月,宋云彬完成全部《史记》校点,9月如期出版。“原来是赶在1959年10月1日前把‘前四史’出齐,可是最终只出了《史记》一种。那时候想得很简单,以为一人分上几卷就可以了,对点校工作的困难估计不足。”徐俊说。
    据蔡美彪回忆,吴晗当年在传达毛泽东关于标点“前四史”的指示时曾提到,毛泽东对他说,送给他的《资治通鉴》精装本“像是块砖头”,“我要在床上看书,得练习举重”(大意),所以会议记录写入“书籍装帧,力求简便”。所以《史记》校样出来后,金灿然给主席写报告说:“按您的指示,出单行薄本的形式。”这也是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最后都采用平装分册出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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