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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书局,百年流变

2012年03月22日 16:52
来源: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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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的那些人和这些事

宣统三年(1911),岁在辛亥,波诡云谲。

用现在的眼光审视,历史的航向已注定,但于当时而言,不得不说,中华民族还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踟蹰徘徊——保皇还是革命?这是个问题。这般时政新局下,具象当时的教育出版,应该出何种教科书,正困扰着出版人。譬如,那些印有“龙旗向日飘,皇上万万岁”的老课本还要不要印行?是不是要提前刊行适合共和政体的的新教科书?

是年,一个名叫陆费逵的25岁青年以超人的眼光和勇气,预感到封建大厦将倾,共和政体必兴,于是,暗中计议策划并加紧编写适合共和政体需要的教科书,以实现自己的教育梦想。事实证明,路费逵的预感是对的,1912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

机遇亲吻了有准备的人,是日,在上海,陆费逵的中华书局应运落地生根。“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陆费逵语)。由此,有关中华书局的光荣与梦想,就这样开始了……

岁月荏苒,时间来到2012年,中华书局已走过百年,对于一个出版机构而言,百年老店,必定有着不尽的沧桑与欣喜。本月22日,中华书局将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自己的百年之业。藉此,不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华书局百年书业的那些人,这些事。

着一双拖鞋去闯上海滩

作为普罗大众,我们都知道中华书局,却未必知道著名出版家陆费逵。但溯源中华书局的起点,我们就会发现,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的关系是:没有陆费逵,就没有中华书局。

言及陆费逵,可能需要首先要说一个小常识,就是,陆费逵并不姓“陆”,你不能叫陆先生,因为“陆费”是复姓。陆费逵从小就由其母教授经书,戊戌变法后,他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新学传播运动。18岁就在武昌参与组织革命团体“日知会”,从事革命进步事业。

1905年,陆费逵参与了日知会所创办的《楚报》,曾任记者、主笔,由于揭露粤汉铁路借款密约,湖广总督张之洞大为不满,后报社被封,陆费逵被通缉。据出版史料,得知消息的时候,陆费逵鞋子也来不及穿,就穿着一双拖鞋踏上轮船逃往了上海,开始了闯荡上海滩书业的征程。而这时的上海滩书业,正蔚然成风。

清末新旧思想的激荡,促使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崛起。1882年,买办出身的徐润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这是内地民营出版机构设立的第一家书局,其后,民营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滩创办,其中以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最为傲人。据周其厚的《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周其厚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记载,到1906年,上海民营出版业加入“上海书业商会”的就有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时中书局、文明书局、鸿文书局等22家,其中商务印书馆为此时毫无疑问的业界翘楚。

到上海后,陆费逵曾进文明书局工作,编辑出版国文、修身、算术等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1908年,陆费逵被高薪聘请到了商务印书馆工作,一开始任国文部编辑,由于才华出众,晋升为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在这段时间里,陆费逵发表了大量宣传教育救国、具有革新创见的论文,倡议学制改革、简化汉字、推广白话文、男女共学等等。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趋势越来越明朗,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此时倾向于保守,而陆费逵预感共和政体必兴,革命成功后,肯定需要适合共和政体需要的教科书。因此,他联系戴克敦、陈寅等人暗中集资编写新教科书,并与2012年元旦创办中华书局。

陆费逵与张元济的对手戏

对于陆费逵与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在出版上的分歧,青年作家周为筠曾撰文说过这段往事。1911年初,各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陆费逵预料到满清政府必会被推翻,原来那些印有“龙旗向日飘,皇上万万岁”的老课本必定要和这个王朝一样成为过去。他找到商务当家的张元济,劝说张准备一套适用于革命之后的教科书。但张元济对大清还是充满着依恋之情。在1911年初,他还向内阁大臣、庆亲王奕劻上了手折,希望能从教育入手力挽将倾的清廷大厦。

不过,关于陆费逵与张元济的这段往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曾私下问过陆费逵,说时局不稳,要不要准备一套新的教材以备不时之需,陆费逵说暂时还没那个必要。

这个版本主要是源于文史学家郑逸梅老人的《书报话旧》,书中说:“革命潮流澎湃,这时商务印书馆当局对于发行下学期的教科书大为踌躇。商务当局想到了那个被称为‘智多星’的陆费逵,于是便找他来商量办法,他却很肯定地说:‘清室有二百多年的基业,那些督抚疆吏都是能员,侦缉革命党,何等严密,且政府拥有相当兵力,虽不能抵抗外敌,但处理内乱却是绰绰有余,所以革命决非短时期所能成功。下学期的教科书,还是一仍其旧,毋需更动。’商务当局听了他这番话,也就决定印行旧本了。”(《书报话旧》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但是,对于这个版本,也有学者考证说不可信,仅是郑逸梅随口一说而已。因为,事情发生在郑逸梅写作72年前,除非能证明商务印书馆老板和陆费逵交谈时,10岁的郑先生在旁记录,并把记录带回家,否则又没有交代材料来源,就历史研究而言,郑逸梅的说法是难以采信的。

对于张元济与陆费逵的这段历史往事,哪个版本是真,现在看来,其实已不甚重要,商场如战场,终究也无伤大雅。可无论如何,张元济与陆费逵这对文化对手,深深影响了近代社会的出版格局。

回顾20世纪初的出版格局我们就会发现,中华书局成立前,商务印书馆是一家独大,国内出版界无人敢跟它叫板。但自从有了中华书局,情况大为改观。对此,陆费逵的女儿陆费铭秀曾在报章上回忆说,“中华民国成立后,商务的教科书还来不及改编,而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又为新政府禁用。中华书局的新教材不但内容新颖,又能适应形势,一时间风行全国,几乎独占市场。”随着事业的发展,至“七七事变”前,中华书局分支机构有四十余处,1923年设立新加坡分局,1927年设立香港分局,抗战胜利后设立台湾分局,网络遍及全国各地。在规模、营业额、利润等方面,达到了发展史上的最高峰。

 
[责任编辑:王超] 标签:中华书局 百年 变迁 陆费逵 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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