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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书局,百年流变

2012年03月22日 16:52
来源: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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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危机

回顾百年中华书局所走过的道路,其实,也并不是平坦的,其中有两次比较大的危机,并最终在危机中赢得新生,从而使中华书局经受历练,更加铿锵。

第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民六危机”,1917年5月(民国六年),突然出现存户听信谣言而集中提取存款的挤兑风潮,造成流动资金短缺,陆费逵自称为“绝大之恐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此次危机,中华书局几近破产,陆费逵因债务问题而被警方扣押。陆费逵事后感叹说:“最困难之时代,凡三年余,此三年中之含垢忍辱,殆非人之意想所能料”。危机一直持续到1921年,中华书局才逐渐走上正轨,并稳步发展,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发展到事业顶峰。

解放后的中华书局,经历了公私合营、国营几个历史阶段,1958年,中央领导部门决定中华书局作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文献学家胡道静在《回忆中华书局(上编)》中曾回忆道,毛主席对出版工作规划的指示中有过这么一条,大意是说,过去有很大影响的两家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块招牌还是应当保留。故名思义,中华书局就搞祖国古典,商务印书馆就搞洋古典(西洋哲社名著的译本)。此后,几十年来,中华书局坚守着古籍整理事业的阵地,出版了众多重头书籍,由此也确立了中华书局的出版格局和学术地位,载誉海内外。

但是,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图书出版开始不仅要保证社会效益,同时也要追逐经济效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在重新洗牌,面对市场,古籍整理图书和学术著作由于投入大、周期长、读者面窄,销售时间长等因素面临窘境。中华书局在这一时期里陷入了迷惘,以至无法适应而陷入困境,生产规模日渐萎缩。2002年中国出版集团成立时,中华书局的经济状况已滑至最低谷。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面对困局,中华书局调整了发展方向,在恢复维护传统品牌、巩固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成立市场部,探索市场化运作的机制,开始“守正出新”。一块石头接一块石头,探索得到了回报。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讲授《论语》,受到热捧。嗅到良机,中华书局迅速组织了团队进行全程跟进,推出了《于丹〈论语〉心得》,据当时媒体记载,首发当日,即创造了中国出版界奇迹——当日销售12600册,于丹签名持续10小时,等着签售的读者甚至围着中关村图书大厦一圈。发行首月,此书销售126万册,随后一年亦占据畅销书榜首位,至今销售超过530万册。畅销书的成功,坚定了中华书局信心,这家百年老店又开始在市场上呼风唤雨。

一百年前,怀抱着“开启民智”理想的陆费逵先生创立了中华书局,并赢得了市场;在继承的基础上,现在的中华书局又抱着“守正出新”的理念,再度赢得市场的垂青。百年复百年,面朝未来,“下个百年,我们要再出发。”中华书局现任总经理李岩对记者满怀信心地说。

 
[责任编辑:王超] 标签:中华书局 百年 变迁 陆费逵 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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