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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巅之魅

2011年03月15日 04:19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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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年前的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将5名年轻学子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喜马拉雅山脉的希夏邦马峰,也让北大山鹰社这支久负盛名的民间登山社团陷入了空前的压力与自责中。

当这场灾难逐渐淡出人们的脑海时,一部名为《巅峰记忆》的纪录片却搅动了回忆,它记录了一支登山队重攀希夏邦马的全过程。影片的投资人孙斌是这支队伍的领队,山鹰社曾经的攀岩队长;主人公李兰则亲历了当年的山难。这一次他们成功登上了8012米的顶峰,而他们的5名弟兄则长眠于6700米处。

透过这些信息,你也许会这样解读:哦,这是一次跟心灵救赎有关的攀登。但这远远不是镜头中的人们想要告诉你的。

站在希夏邦马的顶端,李兰说:“爬上了山的巅峰,是所有攀登过的人们都会向往的、可能会付出生命的自由。”

曾经有人说,年轻人看见天边绚丽的云彩,会忍不住想那后面一定是更美好的世界。攀登,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

孙斌 理性攀登

“如果现在有山鹰社的新成员问2002年发生了什么,我就拿这个片子给他看。”孙斌刚刚从非洲乞力马扎罗山归来,他身材不高,但很结实,皮肤黝黑,若不是讲话略带南方口音,很难猜到他来自杭州。

山鹰社完全改变了孙斌的生活。来北大读书之前,孙斌从未接触过攀登,也不知道自己体内蕴藏着这样一副天分。大学期间他就在国内一系列攀冰比赛和登山活动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00年毕业时,他干脆放弃了化学专业,直接进入体育总局的中国登山协会,当了一名登山教练。

孙斌对自己的判断很果断,一旦决定就不再改变。当教练的8年里,除了做教学培训、组织大型的登山活动,他还设计了国内一系列攀岩、攀冰、高山向导的课程。2006年,孙斌被借调到北京奥组委,担任火炬接力中心珠峰运行项目的负责人。2007年2月,他登顶珠穆朗玛峰。10年来,孙斌攀登了中外十几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成为国内新生代登山者的代表人物。

■北大山鹰社八年前的山难,在民间登山活动中具有代表意义,最好的纪念是回顾和正视

离开北大10年,孙斌依然对山鹰社充满感情,是“山鹰”为自己插上了攀登的翅膀。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民间登山运动开始兴起,山鹰社就成立于那个时期,20年来见证着国内民间登山的发展。

“和西方上百年的历史相比,20年的时间太短了,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山难。”

2002年的山难恐怕是所有山鹰人都不愿意过多谈及的话题,筹备拍摄《巅峰记忆》之前,孙斌和几个老“山鹰人”讨论了很久。有人指出不应该重提过去,这对失去孩子的家庭太残酷。而当时的登山队也陷入了来自社会、遇难家庭和自身的重重困顿,好不容易平复下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孙斌的意念很坚定,走出校门、经历了大小山峰的洗礼之后,他已变得非常理智,甚至有几分冷酷。

“这件事在整个民间登山活动中具有代表意义,最好的纪念是回顾,也是时候回顾了。我自己也经历过山难,还参与过很多搜救工作。同行的人突然出现危险,做人工呼吸也没救过来,然后就要面临把遗体运送下山和善后的事情。这种回忆一定很灰色,但一个人的成长就是要经历这些的。”

在他看来,面对身体、心理和千变万化的自然环境,通过书本、老师和经验获得的知识永远不足以应对所有的问题,这就是摆在攀登者面前的现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完善自己,避免灾难,一旦发生也必须要正视。”

山难面前,有些人放弃了,有些人会继续往前走。孙斌希望这成为他前进的动力,通过血的代价学习到更多的东西。2009年9月,筹来资金的孙斌带队到达希夏邦马,透过女队员李兰的视角,在镜头前完成了一次8000米高度的攀登。

■如果登山爱好者选择自己面对所有的挑战,就必须做到对全过程有一个风险管理

为什么年轻人喜欢登山?能不能登山?《巅峰记忆》没有停留在悲痛的过去,它展现了攀登的乐趣,也揭示出与之相随的风险。近几年在网络的推动下,民间登山运动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攀登者的行列。作为登山教练,孙斌在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一丝担忧。

“你的登山行为是不是理性的?很多人想登雪山,实际上高海拔的攀登风险还是很大的。高海拔环境和冰雪地形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特别在偏远地区,没有信息沟通的渠道,这些问题组合起来将会非常复杂。”

如果一名登山爱好者选择自己面对所有的挑战,就必须做到对全过程有一个风险管理,清楚自己会遇到什么问题,每一个问题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装备去进行应对。

去年孙斌攀登了哈巴雪山,登哈巴雪山可能会发生什么意外?即使拥有足够的经验,孙斌也会做出一整套的计划。

“针对高山病,上升海拔不那么快,充分了解适应的过程,帮助身体积极适应,再准备一些应对不同情况的药物。针对冻伤,要有足够厚实的衣服,行进过程中队伍里准备一条睡袋,可以把人装进睡袋,还有绳子可以捆绑。针对滑坠准备足够的装备,比如冰爪和绳子,要会使用这些装备。另外一旦有人昏迷了,滑坠后腿断了、脊柱出现问题,都要会处理。怎么救援,怎么向外界求助,如果每一项自己拍拍胸脯都能做到,说明你的登山是理性的。”

不同的山峰存在不同的风险,对于一名理性的攀登者来说,珠穆朗玛峰和香山只是高度、环境有所不同,而他需要做的事都是一样的。没有正确地评估风险,正是希夏邦马山难的致命因素。

■学生登山社团应该以训练为目的,而不是追求高度和难度

拍摄《巅峰记忆》时,孙斌已经离开中国登山协会,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为登山爱好者提供培训和向导服务。山鹰社在技术传承上出现的问题是促使他创业的原因之一。

多次赴国外攀登的经历让孙斌发现,在这项具有探索性的运动上,中西方的差距非常大。“一座山在眼前,可能有好多路线可以爬上去,他们提出的路线我们一看就觉得不可能,但他们做到了。他们攀登的难度和想象力远远超出我们好几个时代。”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人说是经济条件的关系;有人说是发展阶段的问题;还有人说是民族性格的差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外的学生登山社团与社会联系紧密。

“山鹰社的新队员学习攀登的途径都是通过老队员。如果大一加入社团,经过两三年的学习和实践就要尽快成长为一名老师,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合格的老师,这是国内所有的登山社团都面临的问题。”

虽然有一群老队员一直活跃在山鹰社的周围,甚至还有一些像孙斌一样毕业后进行专职攀登的,但他们给予山鹰社的指导毕竟是非常规的形式,解决不了根本。

山难后,经过反思的山鹰社重新进行了定位。学生登山社团就是给学生提供一个接触户外的机会,应该以训练为目的,而不是追求高度和难度,进行更大范围的攀登应该在毕业以后。

孙斌非常赞同这样的转变,“既然大学时没能做出一些挑战,脱离学生身份后作为一个自由人,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再进行尝试更加理想。”

从山鹰社毕业的有六千人,其中不乏还愿意继续登山的老队员,孙斌的公司已成功组织了两年的商业攀登活动。他心中理想的模式是:把山鹰社的“老人”组织起来成立山鹰会,以他们为载体,保障山鹰社继续向前发展,同时为山鹰社提供有质量的常态培训。

2009年在山鹰社成立20周年时,孙斌和同伴们又募集到一笔钱,设立了山鹰基金。除了抚恤山难队员的家庭,一旦社团出现困难,他们也将提供资金支持。

■城市里的人想获得幸福感得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攀登者要容易得多

每个人从攀登中获得的体验都各不相同。登山十多年,每当置身于大自然当中,面对身体、心理、天气、地形各种各样的挑战,体会过孤独与压力之后,孙斌会调动所有的资源去解决问题,这让他在面临其他方面的困难时也得到一些借鉴。更重要的是,攀登很容易让他获得人生的幸福感。

“户外生活都是简单、具有生机的,简单的生活可以帮人把繁琐的事情剥离掉。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过得不错,再想获得幸福感就得付出巨大的代价。一天洗一次澡很正常,很难有幸福感可言,但在极端的环境下,这些最普通的东西我们可能都获得不了。吃不到想吃的蔬菜,睡的地方不平,孤独,等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里,就会觉得这些普通的东西那么珍贵,很幸福。”

在孙斌看来,人来自于大自然,太久离开自然环境,生活在人造的城市中,就会断了自身作为自然界一分子的身份。“从本源上讲,我们的内心深处对自然有渴望,我们喜欢绿色、喜欢干净的河流、喜欢到开阔的地方一览众山小,但现实中,人们不论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发展在做很多事情,往往遗忘了这种需求。”

李兰 自由攀登

李兰的手不像一个女人应该有的手,除了黑,骨节还特别粗大。她说经常攀岩的人手就是这样,因为着力点全在这几个关节上。

为了参加《巅峰记忆》在几个城市的放映,她从拉萨的登山学校暂时回到了北京。其实北京才是她的家,但她在这个城市几乎一无所有,没房子,没存款,没稳定的工作。对一个从北大毕业的人来说,似乎混得有点失败。

“我妈现在就操心两件事,一个张罗给我买个房子,一个希望我能回北京找份工作,像我姐姐一样。”

但这所谓的“稳定生活”根本不是李兰想要的,她对自己的现状一切满意:每年有两三个月在西藏登山学校教课,其余全部时间自由攀登。一年登几座山,年初就要进行规划。前年5座,去年8座,今年计划了十几座,比较重头的是9月婆缪峰的一条新路线和11月藏东南的一个未登峰,其他一些小型山峰穿插在中间。

自从在大学加入山鹰社之后,做一名自由攀登者、以登山为生活方式,一直深深吸引着李兰。30岁,对其他女人来说可能是谈婚论嫁、生儿育女的时间标志,但对李兰而言则是完成自我的最后契机。

■两个人的自主攀登,常常会生出相依为命、生死之交的情愫

2009年年初,李兰从中国登山协会教练的岗位上抽身而退。“我原以为没有固定收入可能心理会不稳定,出来才发现,经济来源并不是最难解决的事情。自由攀登还需要一个固定的攀登搭档,机缘凑巧当年我就遇到了一个。”

成为自由之身的李兰不久受到孙斌的邀请——重登希夏邦马。这曾经是她心中始终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后来她爬了更多的山,有了更多的搭档,才发觉这只是漫长人生中经历的一件很难忘的事,而不是全部。

“那次登山不要从任何角度去否定它,也不应该承载太多的东西。它就是学生队伍的一次尝试,只是不幸遇到了不可控的力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起登山的朋友遇难,这样的消息隔一两年就会传来,李兰已经学会了接受。“这项运动本身就是这样,喜欢登山就必须接受这个,如果接受不了就去干别的吧。”

李兰现在的搭档严冬冬就是她登希夏邦马时结识的。登山者的圈子很小,之前他们互有耳闻,但从未谋面。成为搭档,对攀登的理解要彼此合拍,水平相当,目标一致。“我们一聊就很投机,他从2009年开始过自由攀登者的生活,我也是。我们都希望用多样的山峰来培养自己的能力,去应付更困难的地形,在攀登中更好地把握自己,游刃有余。”

两个人的自主攀登,常常会生出相依为命、生死之交的情愫,更不要说是一对异性搭档的组合,甚至比恋人还要彼此信任。他们随时准备共同面临危险,同时也约定能接受对方遇难的事实,并保证自己安全下山。

“每次在山上我都会想,万一前面的冬冬一下子不见了,我现在是否有足够的装备和能力独自一个人下山,每次都想。假使他把绳子都带走了,我无法下降,那能不能倒攀下去?如果觉得可以,就会很放心。我还想过最坏的情况,他掉进冰缝里我弄不出来,或者骨折受了很重的伤我没法把他运出去。我们去的地方要出去找人都是两三天后的事了,那大不了我跟他死一块儿。但我希望如果我下不去,他自己下山求生。”

■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玩,我很想纠正他们。其实我一直在很认真地生活

去年,严冬冬爬一座山峰时开辟了一条新路线,拿到了户外探险杂志主办的“金犀牛最佳攀登成就奖”。这算是国内民间攀登界的最高奖项,也是对登山者能力的一个认可,由此他得到了一个商业赞助,顺水推舟将李兰也推荐过去。

国内经常登山的女性,保持一定频率的只有七八个,男的也就十几个,分布在北京、成都、上海、深圳几个地方。在极限攀登领域,女性人数更是少之又少。所谓极限攀登就是一切靠自己,自己给自己提供安全保障和物资保障,依靠自己的攀爬能力和判断,而不是从向导那里获得支持。

“对方了解了我的经历,认为很难得,就把我也给赞助了。”从今年开始,李兰有了第一笔一年3万块钱的登山经费。虽然钱不多,象征着一份肯定和鼓励。不过赞助商提供的是活动经费,生活费还要李兰自己解决。不教课的时间里,登山学校依然给她发一千多元的工资,这已经常常让她感到内疚。加上给户外杂志写文章、做攀岩裁判,这些就是李兰全部的收入来源。她有一个做事的底线,不论干什么,自己登山和攀岩的时间是绝对不能被挤掉的。首先要完成攀登的目标和理想,之后才是赚钱、结婚等等。在等来赞助之前,她守住了自己的梦想,没有被物质需求击倒,而更多人忍耐不了足够的时间,只有放弃。

“我跟我搭档一致认为登山不仅仅是一种体育运动。从事登山不单需要身体条件、意志力这些一般运动需要的东西,还有额外的。你要独自面对陌生的当地人、艰苦的自然环境、还有你自己。冬冬有句话说:登山是一件跟修心有关的事情。在这个领域走很远的反而是开始被认为体能并不强的人,他们天生就与众不同,希望去探索未知,不惧怕改变和危险。”

李兰就属于这类人,在登山者的小圈子之外,她显得格格不入。“中国80%以上的人不认为登山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影响它发展速度的一个原因,因为大部分人不认可。很多人就认为我一直在玩,我很想纠正他们其实我一直在很认真地生活,在从事我的事业。还有人觉得这不是一件我应该花那么多时间那么大精力干的事,偶尔为之罢了,还是应该工作、结婚、生子。”

每次同学聚会,李兰都觉得自己有点累,因为要频频面对各种疑问,现在她已经不奢求周围人的理解,“只要小圈子里的人能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就够了。按照自然规律,我们就是一群很小众的人。”

圈子里的人除了通过网络联系,还会见面聊一聊各自的计划。谁要去登一些有难度的山,互相都知道。“我们这群人相对比较封闭,跟外界或媒体的接触不多,像我这样把登山当作全部生活内容的人更是很少很少。”

■我们过着小群体的生活,如果内心的标准还是大群体的,人就会不快乐

如果真有什么会让一个热爱攀登的女人放弃登山,那一定是爱情。李兰说这大概就是男女攀登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她也不会例外。她差点为了一个男人回归“正常”的生活。

“他40岁了,到了一个男人的中年阶段,需要结婚生子,不能再接受动荡的生活。他希望我稳定下来,如果和他在一起就马上结婚,在北京安家过日子。”

李兰一度动了心,觉得没什么不可以。很多人说登山是寻求自由,但她一直认为自由地登山,就是想登就登,不想登就不登,任何时候登山都不应该变成自己的压力或不得不干的事情。

“有些人登山登久了会变成一种依赖,不得不登,除了登山干不了别的,干别的就不自信,不敢面对正常的人群,不会跟这个人群进行交流,我不希望自己这样,那有点悲哀。”

最终她放弃了这段感情,不是因为登不登山,而是因为爱不爱。手机里时常接到报喜的短信,她这个年龄的人已经纷纷走入了婚姻、做了母亲。形式对李兰来说并不重要,但她真的非常渴望一份感情寄托。

“登顶的兴奋,或是登山过程中险象环生、死里逃生的经历,回来之后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找一个人分享,把一切都告诉他,只告诉他一个人。现在我只能跟我的搭档说,或者写在博客里。”

这让李兰有时会感到有点寂寞,看清自己的内心还是有些软弱。今年一月,她在四川尝试了一次独自登山,发现一个人站在山顶上,一个人面对冰天雪地和碎石蛮荒,没有人可以说话,所有的决定都依靠自己,这一切真的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内心。

“社会对人的每个阶段都有所定义,多少岁该有多少积蓄,多少岁该买房子,多少岁该结婚,一般人只要按照这个标准做,就会得到社会和自己内心的认可。我们这群人的标准是自己定的,按照自己的标准生活。如果过着小群体的生活,内心的标准还是大群体的,人就会纠结、错乱,就会不快乐。”

李兰说没登山之前,自己到底什么样自己也不知道,是登山塑造了她这个人,把她一点点雕刻出来。她还需要的是让自己一点点变得更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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