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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风尘中的纪果庵

2012年02月19日 14:47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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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闲话

□林伟光

纪果庵,原名纪国宣、纪庸,现在人们称他“散文家”,此前大家却颇感到陌生。他大量发表作品的时间,约当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四年,恰好十年,出版有一本《两都集》。

同时有另一位活跃的作家,即笔名“文载道”的金性尧。因为文风及所写内容相近,人们喜欢把他们相提并论,一时间有“南金北纪”之说。这里“南金”倒是长期生活于上海,后来沉寂,晚年却又异常活跃,尤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他又迎来创作的丰收期。他活过了九十岁,好像跨过二十一世纪才谢幕,他的文名恐怕还有不少人记得。

可是“北纪”呢,不过指其出生地,后来工作乃至逝世,也是在江南一带。他后来当然是搁笔了,是自己的选择吗?不好说,大约时易事迁,不得不如此。他不仅归属于旧文人,还与汪伪政府沾上关系,不能不因此承担责任,最后一直在苏州教书。其实所谓搁笔,也是指不再写《两都集》一类的散文,其它的文字,却也还写的。他活不到六十岁就死去,时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五年。说不清楚是否幸运,却是侥幸逃过了那场惨酷的劫难了。

这里不想也没有能力去说纪果庵其人,不如选其轻的,就自己感兴趣的来说。手头刚好有一本《缘法》,是今人所编的他的散文选集,恰好是《两都集》里所未选收的文字,也可当其续集来看。

《缘法》的意义,其实也还不止于此的,在更多的人们,尤其我辈这些对文学感兴趣,又渴盼着更多了解的后进者,这里正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老作家”的情况。崭新,当然是前所未读过,其实是湮埋故纸堆已久;“老作家”,就不必多解释了。那么,意义之一,当是认识,了解其文,进而知道其人;其二呢,即所谓文学史的意义。我们的文学史,由于撰写者因了种种可说不可说的环境及个人的主客观原因,从来都不是完全的。于是,每一次的发现,或者有心者的发掘,不管他作何动机,我们完全可以不管它,只关注发现这个本身的事实;结果,有时候如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还有那位知堂老人,就总有颠覆或类似的震撼效果,几乎可使整部现代的中国文学史都得重新改写,习见的百零八英雄排座次也不得不打散了重排。不过,纪果庵的力量似乎还远没有如此之大,与张爱玲比,同是十年的黄金岁月,但十年造就了“天才式的张爱玲”。她是文学史上的奇迹,但这一奇迹却是唯一的。

纪果庵虽然没有这般能量,从《缘法》里的文字,却也是具才华、学识的。字里行间饱含了一份悲天悯人的情感,当其创作时,已近中年了,心境苍茫,怅然,有些伤悲。他更近于知堂老人那一派的笔风,果然更与那一群人相亲近,在文字与感情上,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作怒眼金刚式,他不可能,或者不屑于。这些文字趋向于平和,即使有谴责有不满,也极少作声嘶力竭的斥责,只是微带了嘲讽的怨艾,仍然是谈话之风致,节制,不逾矩,略略的苦笑,浮在了嘴角。

生活总是不够完美的,何尝有完美呢?可是不能因此不生活。或者忧郁,或者伤感,回忆与当下,他人和自己,有挣扎的苦涩,也不乏温暖的慰藉。苦恼的不如意,他总有自己的体会。那么,与其说宽容,不如说他更趋于谦卑,他习惯于把自己放在芸芸众生的行列,不高高在上,更不自居先知,我就是人,人也就是我,那么老实或者说纯朴地写他的文章。但同时却又总是以乡下人的角度看社会,有意或者无意地把乡下与城市对立起来,种种的浮滑浅薄与乖巧,好像总是因此有与乡下的纯朴、真诚相违之处。这里不无讽刺,却也是温和的不伤其雅的轻嘲。

可以看出,他不是有意识地去搜集创作材料,总是我之所闻见所经历,信手拈来,范围不无狭窄之嫌,可是,因为所处的时代正当风云激荡,他再怎么不去关注,也会兴起若干微澜的。他写日据时期的“落水”文人,如知堂、沈启无,因不以其为非,甚至是同流合污,他当然更不会故意予以难堪的;不过,却因为他客观的行笔,颇留下了真实的痕迹,几十年之后,已是难得的“立此存照”,当我们隔着历史风尘,似乎还可以感受到当年的雨丝风片。这却真亏了纪果庵。

有一篇《师友忆记》,由若干短篇组成,说是师友,其实更偏重于师,读来颇可以领会纪果庵文字的趣味,文白相兼,娓娓写来,饶然兴致,仿佛《世说新语》中人物。可惜,这类最见他散文风采的文字,他还是写得少了,故令人不无憾憾焉。

林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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