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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籍回归讨论中有民族主义情绪

2013年08月20日 00:02
来源:东方早报

学术会议是今年上海书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 2013学术出版上海论坛聚焦“新时期古籍整理方向”

■ 安平秋葛兆光作主题讲演

学术会议是今年上海书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2013学术出版上海论坛在上海书展分会场上海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和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等分别做了专题讲演,并就古籍整理出版的经验、问题及发展方向进行交流。古代文学专家王水照、董乃斌、曹旭、詹福瑞、廖可斌、傅刚、蒋寅、陈广宏等,历史地理学文献学专家邹逸麟、周振鹤、吴格、严佐之、陈先行、朱杰人、张寅彭、戴建国、杜泽逊等70余位专家学者与出版界人士出席昨天论坛。

论坛以“新时期古籍整理方向”为主题,安平秋教授的演讲聚焦海外汉籍的现状,他认为海外汉籍要区别对待,“回归的是其中小部分,大部分是不用回归的,应该慎重看待。”葛兆光教授的演讲内容是他最新在研究的“李朝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从这些文献看朝鲜与日本的文化比赛和交流。

海外汉籍不必全部回归

安平秋教授同时也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昨天他在论坛上演讲的主题是“海外汉籍的概念和海外汉籍的流传和回归”。这些年,高校和机构在做古籍整理时,有一块工作是关于海外古籍的回归和整理。安平秋教授在演讲中首先对“汉籍”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安平秋教授认为,“汉籍”一词首先是由日本人所发明使用,“汉籍是中国人用汉语书写的,这是从日本的立场来说的。”到了20世纪以后,“汉籍”指的是1911年之前中国人写的书。什么是海外汉籍?安平秋教授昨天给出三种理解:“首先是中国人用汉字写的书,流传在海外的那部分,比如所谓的正刻本、原刻本;其次是外国根据中国古籍重新刻的,比如日本刻、越南刻、韩国刻等;还有一种是外国人用汉文写的汉书,比如传教士。”安平秋教授认为,这三方面都是海外汉籍,都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它们相互之间并不排斥,“我看到有些学者只认为第一种是海外汉籍,我认为是不太妥当的。”

对于在海外的那部分中国汉籍,安平秋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说是被掠夺过去,不能只说流失,也有流传。安平秋教授详细介绍了7种中国汉籍流传在海外的情况,“有学者说书籍之路是耻辱之路,我觉得这样太以偏概全。流传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政府送给人家的,比如清政府在同治年间送给美国一批书,有一千册,现在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第二种是国外的图书馆正常购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到中国来购买各种图书,不算掠夺。第三种是外国人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从中国带回去的,有的是买的,有的是朋友送的,比如传教士。第四种是外国人专门到中国来购买,这个也是正常渠道。第五种情况是掠夺。第六种情况是外国人和中国人共同联手,让古籍流失出去。还有一种情况是中国人自己带出去。”

这些年,中国学术界都在讨论汉籍的回归问题,这个过程中带有不少民族主义的情绪。安平秋认为,在界定好这7种流传海外的情况后,“要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对策。不能说,出去的书都要回归,海外的图书馆以收藏中国古籍多而自豪,这也是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针对被掠夺的那部分,“回归的是其中小部分,大部分是不用回归的,应该慎重看待。”

从周边重新来看中国

安平秋教授介绍的是海外汉籍的情况,其实在日本、越南和韩国等地,还有大量当地人用汉语书写流传下来的文献。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这几年做的一个重要项目是整理和出版这部分文献,比如已经出版的《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等。昨天的演讲中,葛兆光介绍他目前正在做的“李朝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研究对中国的意义。葛兆光教授介绍,他们最初到韩国去寻求合作的时候,韩国的大学和机构都拒绝了他们,“理由只有一个,这是我们跟日本关系史上的文献,干你们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中国学者要去研究14至19世纪李朝朝鲜赴日通信使呢?“朝鲜通信使到日本去出使,中国肯定不在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整理和研究呢?”葛兆光教授认为,朝鲜通信使到日本是有特殊使命的,第一个就是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因为当时朝鲜非常警惕日本,包括中国;第二是情报刺探。“朝鲜是14至19世纪唯一跟日本有正式邦交关系的国家。”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有一种文化竞争,背后隐含的裁判是中国,“中国实际上是不在场的在场者”。

“文化交流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进程。”根据葛兆光教授的研究,每次朝鲜通信使去日本,队伍都非常庞大,一般有四五百人,“给日本当地带来巨大影响,而且看到了日本当时对于朝鲜带来那些服饰、音乐、绘画、诗歌等东西的仰慕。”

通过这些“李朝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研究,葛兆光教授认为可以看到朝鲜和日本用汉语和汉文化进行的东亚文化交流和比赛,“这里最多的比赛就是中国的儒学、诗歌和书法,比得一塌糊涂。朝鲜瞧不起日本什么?就是儒学学问。日本说,我们的儒家学问更加符合中国古代儒家学问,跟朝鲜争论不休。但朝鲜人傲视日本,日本人又因为认为自己有见解而傲视朝鲜。”这个比赛的结果是,双方互相没有好感,甚至产生厌恶、敌意。

无论是比赛还是交流,东亚三国之间曾经共享过汉语,但这种文化认同在19世纪已经崩溃了,三个国家之间相互还有些敌意。“这种敌意其实从15世纪就开始了。”葛兆光教授说,从文化较量、政治较量到战争。“我们从‘朝鲜通信使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大清替代大明,朝鲜一方和日本一方都出现了对中国的蔑视。在日本和朝鲜人的心中,历史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是分开的。历史上的中国是裁判,可是现实中他们对中国非常蔑视,认为清朝是蛮夷当政。我现在做朝鲜通信使的文献,就是从周边重新来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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