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生活》 [澳]杜博妮著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1925年3月11日，四十四岁属蛇的天秤座男教师收到了二十七岁属狗的水瓶座女学生的来信。开始只是这对师生严肃而认真地讨论问题，未曾料到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久，做学生的就不再“恭谨”，反称老师“傻子”、“‘孩子气’十足”，而老师也放下“师道尊严”，不再瞻前顾后，不再畏畏缩缩，他终于宣布：我可以爱！

1932年，这对男女将他们在北京（1925年）、厦门-广州（1926-1927年）、北平-上海（1929年）三个时空的通信，稍作编辑后，交青光书店出版。名曰《两地书》。

没错，这对师生恋的主角就是鲁迅和许广平。

后来，人们得知，《两地书》出版时对原信作了增删修改，许广平的信删改尤多。但不管怎么说，这捆别致的情书，将“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公之于众，让人一窥男女主角的私生活。《两地书》与原信一显一隐，在在突显出著作者（尤其是鲁迅）的隐私观。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就认为，鲁迅和许广平对隐私的追寻是《两地书》隐含的主题。

《两地书》读者固然不少，但学界似乎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除了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此后二十年没有一部系统的专著产生，而《现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改变了这个局面（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也是英文版《两地书》的译者）。它指出，《两地书》及原信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包含了有关鲁迅的丰富资料：他的生活、他对文学和生活的见解、他的人生观、他的“性”情、他的日常习惯、他易怒的性格、他的烟酒嗜好，甚至他对自己矮个子的敏感（207页）。正是从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中，杜博妮凭借其敏锐的眼光，为我们展示出鲁迅和许广平（注意是两个人，而不仅仅是鲁迅）平凡的生活及时代风潮在他们身上的烙印。

隐私侦探

“比起《两地书》来，原信自然更丰富，更生动，特别是有更多的细致的心理活动的表现。但《两地书》却更准确，更精炼。”较早目睹原信的王得后如是说。那么，“更丰富更生动”与“更准确更精炼”之间，到底有些什么秘密呢？

在王得后研究的基础上，杜博妮尽其文本精读的本领，对这些或大或小的变动分门别类作了巨细靡遗的梳理和分析。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择要谈一谈。

称谓是书信不可缺少的一个“小物件”。抬头和落款往往揭示了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关系。《两地书》原信的称谓相当多样：她的第一封信称他“鲁迅先生”，署“谨守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是很正式的书信格式；第二封信抬头“鲁迅先生吾师左右”，自署“小学生许广平”……第六封信称“鲁迅师”，署“小鬼许广平”，下款已有微妙的变化；两天后，她第一次拜访鲁迅寓居，4月16日的信说“‘秘密窝’居然探险（？）过了！”，师生的界线已开始模糊，显然他们之间已萌生出亲昵的感情。而他这一时期的信大都称她“广平兄”，自署“鲁迅”或“迅”，从称谓上几乎看不出情感的起伏变化。而“害马”野性难驯，“得寸进尺”，愈加淘气，径称他“嫩弟手足”、“嫩棣棣”。至此，两人大写“滑稽文”，绵绵情意，跃然纸上。

厦门-广州时期，他的上、下款仍是欲亲反疏的“广平兄”和“迅”，她则用上了“MY DEAR TEACHER”和“YOUR H. M.”的新发明。最妙的是第三期，“小白象”成了他的代号，“乖姑”、“小刺猬”、“小莲蓬”则成了她的芳名，他还常常在落款处别出心裁地画一头小象，有时鼻子高扬，若奋然奔驰，有时则静卧一隅。不过，这些浓得化不开的darling、honey在《两地书》中都隐去了，换上比较庄重的称呼。

本书的一个好处是，它就像竹子一样，每到节点就会仔细地来个Summary。关于称谓，杜博妮有个独特的发现：第一次分别给男女主人公带来了痛苦和新的不确定性，但是当鲁迅最终决定投奔广东与许广平会合时，他的毛笔书法也奔放洒脱起来；第二次分别时，他们无拘无束地“谈情说爱”，而这一次年将半百的鲁迅更加playful（111页）。

称谓上的变化，像窗户纸一般一捅即破，甚至不消说你可能就注意到了；但信中有些“小动作”，精明的你未必初次遇到就两眼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