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张健初著《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如果说徐悲鸿之前与孙多慈的关系，师生之情多于恋人之情，那么在1935年的这个春天，肯定有了质的变化，恋人之情远远胜于师生之情。这时候的孙多慈，面临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毕业，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也将就此画上终止符，那么剩下来的，就只能有恋人之情了。

但1935年春天的徐悲鸿，并没有尝到多少与孙多慈相恋相爱的幸福，相反，他的整个生活，随这种恋情的深入，被夫人蒋碧微无休无止纠缠，始终处在焦躁和烦恼之中。

蒋碧微只有一个理由：我的眼中容不了她，我的耳中容不了她，我的心中容不了她。

4月19日晚，傅厚岗6号危巢，家庭之间的口水大战再次爆发。徐悲鸿一气之下，又收拾简单行李，连夜从家中离开。夜色中，危巢豪华依旧，气派依旧，但骨子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徐悲鸿几乎带着诀别的神情望着它，眼中一片模糊。

分手前的徐悲鸿与蒋碧微

次日上午10时，徐悲鸿来到上海中华书局。不容舒新城发话，他就将去年夏末回南京后，因与孙多慈相交，引出蒋碧微过激甚至变态的猜疑，夫妻间一次又一次撕破脸的争吵，每次争吵又给双方尤其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痛苦，一一向舒新城倾诉出来。徐悲鸿并不是个说话很碎的人，但这次将近两个小时的长谈，基本都是他一个人在独自诉说。到末了，他长长吐一口气，"新城兄，你帮我拿个主意，这种日子，我该如何了断才是个头？"

舒新城只能以常理相劝，但他知道，这种"常理"，对于徐悲鸿，没有任何作用。末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邓肯女士自传》，劝徐悲鸿回去认真读读，"你们俩都是艺术大家，有许多相通之处，读之后，或许能从中找到一丝安慰。"

爱莎多娜·邓肯是著名的舞蹈家，1927年9月14日，她在尼斯（Nice）因车祸而惨死。早几年，邓肯就有写自传的念头，但直到1927年夏才最后完成。自传完成了，生命也结束了。邓肯一生，始终无法权衡爱情和艺术的天平，时而倾向前者，时而倾向后者，她的命运也随之沉浮。"时代变迁了，一切思想都发生大的改革，因此我想有自由精神的女子，都不能承受以往婚姻制度和道德。如果思想发生变迁，而有思想的女子仍旧结婚，那么，便是她们没有勇气贯彻她们的主张。考察近十年来离婚的统计，便晓得我的话是不错的。有许多女子听到我所宣传的这种自由主义，每每消极地反问，'那么谁来养小孩子呢？'照我看来，假如婚姻制度是保障养育儿童不可少的东西，那么，这种婚姻的质量，未免太低下了。"在自传中，她对婚姻如是理解。爱莎多娜·邓肯的生命旅途是失望的，悲痛的，孤寂的，然而她的生命却是进取的，坚强的，快乐的。徐悲鸿目前的人生体验，多少与她有相似之处。

舒新城后来在日记里说："此种男女问题，在艺人间本是常事，盖艺人以感情为生活，若不浪漫，则其作品无生命，师生间真成情侣，亦不算什么，不过在中国说是麻烦。"他又认为，"徐与孙实在谈不到恋爱，不过因孙之才学超群而特别维护之，社会不谅，家庭不谅，日日相煎，结果恐非走入恋爱之道不可也。"

此时的舒新城，完全是局外人的旁观态度，事不关己，自然说得轻松。但没有保持多长时间，6月24日，南京发来一封信函，就扰乱了他的这种"轻松"。寄信地址是傅厚岗6号，寄信人自然是蒋碧微。信拿到手，舒新城就有一种不祥预感，拆开信，果然，在蒋碧微的眼中，他的身份变了，在徐孙之恋中，由旁观者转换为牵线人。"午前得徐夫人蒋碧微一函，破口大骂……"当天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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