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周筱赟、叶楚华、廖保平 《中国谁在不高兴》 花城出版社 2009年6月出版

明星娱乐经济是一种现代精神经济，它的存在是基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数量庞大的愤青群体无疑是很有“精神追求”的一类群体，市场化的今天，明星娱乐产业也越来越瞄准愤青需求，迎合愤青、利用愤青进行炒作和宣传。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中国的明星娱乐产业部分地是寄生于中国愤青之上的，准确地说，乃是寄生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愤青（或者说爱国愤青）身上。娱乐界的奸商们通过不断地推出富含民族荣誉效用的明星和影视歌等娱乐产品，尽情搜刮愤青们的钱财。

由于爱国愤青的广泛存在，“民族荣誉”也会被奸商制造成商品来出售。不信吗？君不见民族荣誉天天在市场上出售，且价钱不菲。你看神舟载人飞船一升天，商家纷纷想方设法与神舟搭上关系，从而使商品笼罩上一层民族荣誉，使商品具备了民族荣誉效用，消费者在购买之时，可曾想到自己也在为这民族荣誉埋单？天上神五神六，地下人五人六，民族荣誉可以被各行各业所应用，当然也包括明星娱乐行业，明星娱乐经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这一工具的大肆运用。

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这一问题。明星娱乐经济基于爱国愤青的经营，第一个层面是对娱乐明星的打造。这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把某些明星打造成专业化的爱国明星，例如张明敏、李小龙、早期的李连杰都是此类；另一类则是明星本身不是专门的爱国明星，但是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某种方式让明星具备一定的“爱国效用”，例如让明星偶尔推出几首“爱国歌曲”。

专门化的“爱国明星”的特征就是其大部分的产品都是与爱国有关。比如张明敏从唱爱国歌曲《中国心》开始，其推出的专辑几乎全是此类歌曲。经验事实证明，专门化的爱国歌星一般不能长红，张明敏被人所知的歌曲大概就那一首。但是专门化的影视“爱国明星”却一般能维持较长的走红时期，比如李小龙可以说一直红到了现在，早年拍摄《陈真》系列的甄子丹也一直红到了现在。这种差别或许是因为影视剧的感染力大大超过歌曲，并且新推出的爱国影视剧也不会让观众腻味。歌曲则不同，当张明敏推出第二首爱国歌曲的时候，听众可能就厌烦了，歌曲的边际效用递减要大于视觉产品。

非专门化的“爱国明星”则往往在国家发生大事的时候推出若干爱国作品。当国家发生大灾难时，明星可以扮演爱国角色，推出爱国歌曲。比如汶川大地震时，香港的刘德华和成龙就分别牵头创作了《承诺》，明星们还大搞赈灾演出，无可否认这些明星都可能是出于真心，并且他们的行动的确对灾区和灾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但是也不要忘了，这也是明星背后的经纪公司的一种经营策略。这些行动，可以大大增加明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爱国的光环也吸引了广大愤青的注意。相反，那些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稍有欠缺者，就会遭到愤青们的无情攻击。比如导演冯小刚就是因为只捐了十万元，愤青嫌太少，就在网络上旷日持久地进行声讨。在国家特大喜庆的日子，明星们也会打打爱国牌。比如，香港回归时刘德华推出了《中国人》这首红遍大江南北、红遍全球华人圈的爱国歌曲；又比如奥运之时，两岸三地的明星们创作了无数相关歌曲，其中《北京欢迎你》这首歌，参与录音的歌手多达一百名。明星们要借奥运抓住愤青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