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错了吗?

——《1911》:王树增带你回首辛亥革命

导语:辛亥革命,这是一段注定要被所有中国人铭记的历史。今天,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起点上的我们,还可以解读出一段怎样的辛亥革命历史?这场革命,在什么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什么经历了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后,中国呈现出的面貌并不是那些仁人志士所憧憬的民族伟大复兴,症结出在什么地方?难道革命错了吗?【相关阅读:1911】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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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刘公拿买官的万两白银捐做起义经费

  九月,暑热难耐的湖北武汉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变。

  十四日,湖北新军中两个最重要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刘公住宅召开了第三次联席会议。

  虽然共进会最早出于同盟会,而文学社也赞同同盟会的纲领,但是湖北新军中的这两个革命组织一直互有成见:“共进会和文学社分别积极在军队内发展组织,以致出现这样的情形:同一标营,两团体各有代表;同一士兵,两团体争相吸引,造成不少矛盾。”一九一一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湖北革命党人坚定了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的决心,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的愿望由此而生。

  五月,两个组织的第一次协商会议,在武昌分水岭七号孙武的住宅召开。共进会方面孙武、邓玉麟等,文学社方面蒋翊武、刘复基等领导人出席会议,但是由于积怨甚深,特别是对联合后的组织以谁为主体各执一端,会议没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此时,川、湘、粤、鄂保路运动爆发后,革命派联合的必要性日趋迫切。

  六月中旬,第二次协商会议在武昌长堤龚霞初家召开,蒋翊武与孙武两位领导人因意见不合都未出席,会议还是因为彼此芥蒂太深未果。

  九月,四川保路运动演变成大规模暴动,湖广总督瑞瀓奉命调湖北部分新军开赴四川。革命形势显露出稍纵即逝的态势。十四日,两个革命组织的第三次协商会议召开,除蒋翊武因部队驻防岳州不能赶回之外,其余的领导人全部出席。会议终于在抛弃前嫌、联合行动的原则上达成共识,决定新军“一旦起事”,双方当“通力合作”。在磋商了筹款和购买武器等具体事宜后,与会者一致同意派人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来湖北“主持大计”。

  当时,中国没有任何人意识到,湖北新军中两个秘密革命组织的合流,竟然是导致中国近代史发生剧变的前奏。

  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急不可待。

  为了筹集起义经费,文学社以十分之一的比例从社员军饷中扣除。社员大多为士兵,每月饷银仅为四两二钱,但他们宁肯节衣缩食也要按时交纳。文学社的一切开支“莫不取之于此”,每次开会时,由会计将记账簿“交会审查”。共进会筹集经费,靠的是会员捐献,因此收入颇不稳定。会员刘贤构是个贩布的商人,把布全部捐出后倾家荡产。负责理财的张振武,把原籍的田地竹山全部变卖以“充革命经费”。会员居正听说广济寺里有一尊值钱的金佛,于是孙武、邓玉麟和焦达峰等人冒雨去偷,偷出来后遇到捕快追捕,慌乱中把到手的金佛失掉了。会员邹永成发现婶母有些值钱的金银首饰,便托第三十一标的军医配迷药并搀入酒中,准备把婶母迷倒后将金银首饰偷走,谁知婶母喝下酒后依旧谈笑自如——原来迷药根本没有任何效果,金银首饰没弄到反倒赔了一瓶酒。一不做二不休的邹永成把婶母的儿子骗出来,谎称绑匪劫持,终于从婶母那里骗得八百元赎金。最后大大缓解了经费紧张的是共进会会长刘公。刘公家境富裕,长辈本着“要发财必先做大官”的祖训,拿出二万两白银让他捐个道台,刘公拿出其中的一万两充当了起义经费。

  到上海去请同盟会领导人进行得并不顺利。

  由于有消息说湖北风声正紧,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不是举事发难的好时机——后来的历史告诉同盟会领导人,等他们确信湖北大有可为而赶到武昌时,导致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已爆发数日。 [阅读全书]

1911:中国百年前复杂而宏大的历史现场
本书简介
《1911年》一书以历史事件为经、时代人物为纬,充分发挥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史实翔实、立论严谨的艺术特色,全面深刻地展示历史风云,探求历史大势。

5分
定价:60元
作者简介
1952年生于北京。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上下)等。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

  问:王先生,与其它辛亥题材的书籍相比,您这本《1911》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答: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不专门研究清史,也不专门研究民国史,很多学者在这两个方向穷经皓首,我肯定是比不上的。我给自己定位为一个读史者,一个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写作者。非虚构类文学作品的写作,应该具备三个特质,其一是所叙史料有据可查;其二是叙述必须具备文学品质;其三是拥有作家本人独具个性的历史认知。《1911》不是历史流程的记录… [阅读全文]

  问:慈禧太后在晚清十年的政治举措,王先生是如何评价?

  答:自清廷实施新政,到宣布预备立宪,虽然其变革的意愿与行为都是被迫的,但作为拥有实际统治权的慈禧,仅从她最终能够认同大清王朝必须变革,并且必须进行国家体制变革这一点来说,足以让后人另眼看待。要知道,一个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封建政权… [阅读全文]

  问:当时底层民众如何看待辛亥革命?

  答:辛亥革命并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因此中国最广大的社会底层民众并没有参与到革命之中,这也是辛亥革命没有获得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最强劲的社会力量的原因。所以,大清王朝的帝制覆灭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革命割断了君主制度的纽带,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反而催生出新的特权阶层… [阅读全文]

  问:我们知道慈禧太后镇压了维新变法,然而三年后的“清末新政”,也是经由慈禧亲自批准颁布施行,其具体措施与百日维新时期的诸多条款并无二致,请问慈禧为何有如此矛盾的举措?

  答:慈禧最关注的只是她的权力。戊戌年间,在康梁的诸多变法主张中,有一条是恢复光绪的帝权,即要尊君权“非去太后不可”,当然原因是光绪皇帝支持维新变法,而这严重威胁到了慈禧的统治权。3年后,严重威胁慈禧统治权的不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主张,而是大清帝国内忧外患、日处阽危的现实…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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