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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熊培云:“国民性”是不存在的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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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在年度沙龙现场讨论

一个好的思想家要特别警惕自己的修辞学,如果你的修辞学太振奋人心了,但是你的方向错了,这就恐怖了,会给人类导致巨大的灾难。我自己觉得,有些惊人之语可以惊四座,但不可以行一步。我过去说过,亚当·斯密很平常,但是他是人类要吃的饭;马克思非常深刻,但是他是药,得了病要吃点药,但是你不能把药当饭吃。

   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2013凤凰读书盛典暨新民说年度文化沙龙


  主办:凤凰网·读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时间:2014年1月5日

  地点: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

  第二场:“国家”中的“国民性”——以胡适和鲁迅为中心
 
  贺卫方:王人博老师说读胡适感觉稀松平常,读鲁迅感觉浑身热血沸腾,这样一种文字的差异性,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或者说,思想的深刻与否到底是来自让我们热血沸腾,还是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这点让我一下子又疑惑起来了。比如读西方哲学史,读孟德斯鸠就是比较稀松平常,但是尼采让我们每每非常激愤。如果说鲁迅的思想中有一个来源是西方的话,我们看到王人博老师列举的基本上都是反西方的某种思想家,而且这个来源本身带有一种非常大的解构性,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人类有很多伟大的学说与学说家,像亚当·斯密,我觉得都是比较平常的,但像马克思就很激动人心,《资本论》特别具有煽动性,读起来恨不得马上走上街去改造社会。但是,一个好的思想家要特别警惕自己的修辞学,如果你的修辞学太振奋人心了,但是你的方向错了,这就恐怖了,会给人类导致巨大的灾难。我自己觉得,有些惊人之语可以惊四座,但不可以行一步。我过去说过,亚当·斯密很平常,但是他是人类要吃的饭;马克思非常深刻,但是他是药,得了病要吃点药,但是你不能把药当饭吃。

  下面我们欢迎熊培云老师。
 
  熊培云(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大家下午好。刚才前面几位老师谈鲁迅谈得比较多,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有一些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是什么呢?就是和国民性这个词有关系。我是打心底不认同“国民性”这个词,甚至听到几位老师说怎么做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也觉得不舒服,而我只是想做一个人。如果有所谓的国民性,我更愿意用观念来概括。
 
  观念、欲望怎么来表达和行动脱离不了两个东西,就是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你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可能会选择做什么事情,但是换了文化环境、换了制度环境以后,一切又变了,就好像你到美国去就会遵守他们的规则,美国人到中国来就开始送礼。这些跟国民性没有关系,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比如有很多人说中国人一盘散沙。其实我也不这么认为,比如要是跑到农村去,你看农村打大阵仗,同宗同姓的也一样会跑很远的路去打,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凝聚起来?另外,还有贺老师刚才提到的,其实是在提醒我们鲁迅的精神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坏的东西?比如为什么容易和革命合流,为什么容易和改造国民合流?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如果国民需要改造,到底谁有权力来改造?胡适当年提出的所谓改造更多是从自己出发的,就是你要把自己铸造成器,而不是国家把你铸造成器。
 
  我觉得人就是一堆观念和欲望,肉身除外。肉身之外你要成为一个人,就要有一堆观念和欲望,是欲望驱使你去做什么,是观念让你觉得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对中国20世纪或者历朝历代的影响更多的是权力的观念。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会血流成河,这和权力观念是有关系的。事实上,如果对比美国的革命和无产者革命,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美国的革命是有产者革命。为什么?这和国民性有关系吗?我认为也没有关系,和奴性也没有关系。美国的有产者的革命目的是什么?就是保卫他们自己的财产,认为英国的国会制定的政策对他们有害,不公平,直到后来托马斯·潘恩出版《常识》,他们起来反抗,不仅要反抗,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观念在发生变化。而无产者革命,更多的不是保卫自己的财产。实际上这还是观念的问题。
 
  我想说,所谓的国民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变动的观念。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人的“国民性”在不同的时期也不一样。比如,在若干年前,没有排号机的时候,人们在银行里排队的时候可能不太守规矩,但是现在有排号机了,就变得很简单了。费孝通讲过一句话,意思是说实际上很多时候只是观念认识的问题,比如一个城里人跑到农村去,看到一片高粱,说这个水稻真好啊,农民不会笑他,不会说他有劣根性、愚昧;但是如果一个农民跑到城里来,不知道红绿灯,司机看见可能就会说他愚昧,朝他身上吐痰。所以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或者说观念问题,而不是说他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且,事实上所谓的观念本身也是变动的。
 
  中国这些年来最大的变化是权力观念,如果说有国民性,一定是权力观念塑造这个国民性(假如有的话,当然我并不认同这个概念)。比如说己域和群域,也就是私人的和公共的,正常的状态应该是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就是自己想做什么事情自己决定,但涉及公共事务,大家要一起商量。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达成整体的共识,就达成局部的共识,这就是所谓的民主。而我们过去的悲剧是己域要民主,群域要自由。己域要民主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想写一本书,如果你们投票非要我写一本赞美谁谁谁的书,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在剥夺我的自由,因为己域是不能够用民主的方式来否定的。而群域要自由,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权力,他就会变得非常坏,甚至变成一个独裁者。若干年前我看到一则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新闻,如果我们在座的需要选出5%的右派,这其实就是己域要民主。现在还有这种现象,有一个中学,有人丢了东西,找小偷找不着,最后校长就让大家投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案例,不仅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是制度环境的问题。
 
  另外,最近这几年,我们总会听到那么一段话在重复,而且在网上转得非常多,你可以把它当做批评中国人国民性的一个话题。那段话大概意思是说,你们总是恨贪官,说他们贪了多少东西,但是如果你去做官了,你其实也一样贪。有人就说,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都喜欢贪。但这是一个国民性问题吗?我认为这种段子实际上是在瓦解中国的道德资源,没有就事论事,因为我批评的是做官的人不应该贪污,而你说我做官也会一样,实际上就把这种道德正义感的要求给瓦解掉了。另一方面,贪腐和制度也有关系,不是国民性的问题,好像中国人就爱贪似的。
 
  最近有一部电影叫《私人定制》,大家可能看了,有一句话可能让很多人非常反感,就是群众里面也有坏人。如果回到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其实这个批判变成了好像大家都是坏人,既然大家都是坏人,这种批判又有多大价值呢?事实上,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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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彬]

标签:年度沙龙 新民说 凤凰读书 鲁迅 熊培云 国民性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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