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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富农的女儿:斯大林时代一个女人的“秘密”生活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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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语者》一书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深入探索斯大林时代个人和家庭的口述历史著作,解释了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苏联民众卷入恐怖制度,或旁观,或合作的过程。其中,戈洛温一家的遭遇具有普遍性,一家人流离失所多年,最小的女儿则在个人奋斗的数十年里,刻意隐瞒了自己的家庭成分。

出身 因富农身份而被嘲弄

1930年8月2日,位于莫斯科东北800公里处的奥布霍沃村公社领导人尼古拉•戈洛温,在集体化运动中被捕,押往白海一座岛屿的索洛韦茨基监狱。次年,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被赶出家园,流放到“特殊定居地”沙尔铁,地处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直到1934年底,一家人才在沃洛格达附近的小镇佩斯托沃团聚。

尼古拉的小女儿安东尼娜非常聪明,又继承了父亲尼古拉的强烈个性。与父亲重聚后,11岁的女孩便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新学校,年龄较大的男孩把她当做“富农”的女儿加以嘲弄和虐待,甚至老师们也会挑剔找碴儿。有一天,一名女教师把安东尼娜叫到全班面前,予以惩戒,大声叫嚷,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卑鄙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

同学玛丽亚的父亲也作为“富农”被捕,她对安东尼娜说:“老巫婆吐出这样的骂人话,我们来写一封投诉信!”玛丽亚写了那封信,她写到,她们的父母是富农,但不能怪罪于子女。安东尼娜将信送去校长办公室。校长告诉她们,他同意她们的观点,但她们不得外传。

秘密 闭口不谈自己家事

安东尼娜全身心投入学业,她好几次出现在学校礼堂的优秀学生榜上。尽管有“富农”的背景,她还是加入了共青团。此时她已决定为自己编造全新的身份。从青年起,安东尼娜就过上了秘密生活,不向朋友谈论自己的私事。1940年,她遇上第一个认真交往的男朋友,但闭口不谈自己的家世。

安东尼娜的志向是上列宁格勒医学院,她曾在1941年提出申请,但被拒绝。二战中,列宁格勒陷入德军围困之中。安东尼娜在佩斯托沃镇的村校担任助教,她在1943年申请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因为该校需要医生,放松了录取标准。尽管有“富农”出身,安东尼娜还是考上了这所大学。

列宁格勒的围城解除后,安东尼娜在1944年申请列宁格勒儿科研究院继续深造。她没有列宁格勒居民的护照,虽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的老师们帮她写了热情的推荐信,但“富农”出身仍使她丧失资格。其时,列宁格勒急需儿科医生,以照看围城造成的数万名孤儿病人。建议录取安东尼娜的官员声称,“这个时候,拒收这样的学生,不啻是在犯罪。”由于没有护照,安东尼娜无法正式注册为儿科研究院的学生,只好名列14名“非法居民”之中,一起住在地下室。作为“非法居民”,安东尼娜不能领取助学金、不能借出图书、不能在学生食堂就餐。她晚上非法打工,充当女服务员来养活自己。

婚姻 与丈夫彼此欺瞒

安东尼娜还向分别同居了20多年的两任丈夫隐瞒了家史。她在1947年遇上第一任丈夫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其时,安东尼娜为了隐瞒自己的过去,已在使用前男友的姓氏。她没有在列宁格勒居住的合法权利,担心万一当局发现她在考上研究院时曾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自己又会成为“反社会分子”并遭到再一次的逮捕和流放。其时,政权正致力于各大城市的全面清洗,伪造履历的安东尼娜非常危险。

安东尼娜居住的共用公寓,寓长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已开始对安东尼娜起疑。有一次,邻居拿出一双新鞋,安东尼娜失言说出自己父亲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他也是一名鞋匠(这在农村通常是“富农”的手艺)。她被吓坏了,唯恐真相暴露。正巧,这时列宁格勒居民、工程师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向她求婚,在安东尼娜的眼中,他无疑成了一大救星——一旦结婚,她就会得到新的姓氏和文件,可以合法地留在列宁格勒。

安东尼娜在后来的40多年中,一直向格奥尔基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说到家人时,总是谎称他们都是贫农。甚至在1968年离婚之后,安东尼娜仍继续对格奥尔基隐瞒自己的履历。1987年,安东尼娜接待格奥尔基年迈的姨妈,后者说漏了嘴,透露他父亲原是沙俄海军的少将,忠于沙皇,曾在内战中参加白军。她这才弄清,格奥尔基像自己一样,也一直在隐瞒出身。

和解 60年后喊出自己的身份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安东尼娜和格奥尔基才敞开胸怀,道破了彼此隐瞒40多年的秘史。然而,他们仍一致同意,继续对女儿保密。有两件事促使安东尼娜逐渐冲破恐惧,将自己的出身告诉女儿。

第一件发生于1995年8月2日,这一天恰好是父亲1930年被捕的65周年。72岁的安东尼娜重访奥布霍沃村,她家曾在那里居住。1930年,奥布霍沃村虽贫穷,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农业社区,总人口317人,近一半是孩子,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和合作商店。到安东尼娜1995年重访时,古老的村庄所剩无几,全村仅存13人,其中11人已有六七十岁。村里的妇女以她的名义,在伊万•戈洛温的家中安排聚餐——他是村庄里她家族中的硕果仅存者。村民们开始回忆安东尼娜的父亲,称他的勤奋正是农庄所缺乏的。

第二个转折事件,发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沙尔铁地区。1931—1934年,她与家人曾居住于此,因此她特来这个故地重游。多年之前,定居地已被撤销,但从路上就能看到,营房的废墟仍屹立在高高的铁丝网之后。安东尼娜在附近徘徊时,遇到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当地妇女,她询问可否走进定居地,随即开始了交谈。那名女子透露:“我是富农的女儿,1930年被送来此地,我真正的家园是在巴尔瑙尔”。

安东尼娜回忆当时她的反应:“我感到震撼,从未听人公开说出自己是富农的女儿。我从没想到,说出这些话语,可以不带一丝羞耻。更何况,这个女人讲出时明显感到自豪。我的一生,一直在尽力掩盖自己的富农出身。这个女人说话时,我环顾四周,看看旁边有无他人。后来,我开始思索,为何环顾四周察看有没有旁人偷听?我到底怕什么?我突然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然后,我大声说出‘我是个富农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句话,尽管在自己的脑海中,我曾自言自语一千次。周围没人能听到我的话,因为我独处在一条荒道上。但是,我仍感到自豪,自己终于大声说出来了。我走到河边,用河水洁净自己,然后为父母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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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媛]

标签:耳语者 斯大林 生活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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