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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莲:因为没有奴气他们的灵魂站立着

2011年03月25日 09:21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彭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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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岁月》 彭小莲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现在,胡风分子们都一个一个在去世……我想说的,也是我现在渐渐地明白的,就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一群特殊的文人,因为他们没有奴气,他们的灵魂是站立着的。

■彭小莲

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岁月》又一次再版,对于我依然是那么重要,不仅是创作上的一个支持,更重要的是,它继续帮助我走完这个艰难、漫长的思考。当初写《岁月》的冲动,是为了认识自己的父母,去理解他们的人生,也是在努力为弥合我们曾经有过的隔阂和误解;可是写着写着,我却再一次进入“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恶梦中。原以为完成了这本书,就可以结束这伴随我一生的恶梦,殊不知在完成了这本书以后,我有了更多的疑惑和无奈,于是我又重新上路,拿着《岁月》作为敲门砖,开始采访那些依然活着的“胡风分子”的叔叔、阿姨们。

对于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芜,他曾经和胡风先生有过那么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朋友,怎么会反目的,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写者,他的思考是怎么转弯的?真的像他在《五四回归》里说的那么简单?他为什么要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经是下一代人了,特别事隔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份思考,特别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之后。于是,通过牛汉叔叔(他是“胡风分子”中唯一和舒芜还有往来的人),提出希望对舒芜进行采访的要求,舒芜答应了。父亲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对我的行为非常置疑,他们问我,你这样的态度,何满子先生能原谅吗?我说,我为什么需要他的原谅?我不过是想正视一段历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更愿意是一个没有“是非”的边缘人,我想把历史和盘托出,不给任何行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边。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满子先生,并告诉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满子先生平静地说:“好啊,我倒很想听听他的声音,看他能说点什么。”

可是等我赶到北京的时候,等牛汉叔叔给舒芜打电话去约定时间的时候,舒芜拒绝了,他在电话里说:“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啊,我就觉得除了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没有这个必要。”我在电话机旁听见了回答,我站立在那里发怵,他所指的“那个”又是什么呢?后来舒芜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说:“我跟他(舒芜)说,你写文章就写文章么,你拿个信出来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从广西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找我谈话,说你调来以后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你冯雪峰不是知道么,我一直是搞理论的。你问我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把理论这一块给排除了,不让我接触,才问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我到古典文学编辑室去吧,于是去了古典文学编辑室。所以批判胡风开始以后,他们让我写文章,我想从理论上写呢你们也不欢迎我讲,那我就把他给我的信里流露出来的情绪写个文章吧。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编辑就来了(《人民日报》记者叶遥),说这个文章我们要发,我们要核对一下,我就借给她了。谁知道,她把这个信就拿到林默涵那里去了!’他说,‘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说他是主动交信,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只是在北大教授王丽丽的研究中,却有另外一种解读,她说:“胡风先生在给绿原先生的信中,大概是1952年左右的信中,他其实非常痛苦,大家都知道他对文艺特别有责任感,看着文艺领域像他说的‘往灰色时期发展’,但是他却没有资格去阻止和改进。他说,他就好像看着瘟疫流行,而没有资格动用药品,因为他还没有考取医生执照。跟这个相反的,非常有意味的是,舒芜进京之前对别人说,‘北京拿他没有办法,这次让我去,做主刀大夫。’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有意味的。”

在经历了这些采访之后,又有很多人批评我,说:“都是那么一个老人了,过去就过去了,为什么你老是要在那里纠缠不清?做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份宽容?”

[责任编辑: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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