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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面子:评《故国人民有所思》

2013年07月02日 15:30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许纪霖

二十世纪的历史有几个至今无法解开之谜,其中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徒手 著

三联书店,2013年6月

对于思想改造,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意志上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尤其是被迫自我检讨,然而,在理性的层面,其中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却有着试图反省原有立场的理性自觉。

二十世纪的历史有几个至今无法解开之谜,其中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19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究竟是被迫的,还是自觉的?如果二者兼而有之,那么,在什么层面上是不自愿的,在什么意义上又有自觉的成分?这些年,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出版了若干,最新的著作,便是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作者之前有过一本脍炙人口的《人有病,天知否》,如今这本新著,延续其一贯的风格,书名首先就起得好,从毛泽东诗词中觅来的妙句。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从其与读书人的关系便可窥见全豹。建国之后,让毛泽东最头痛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泽东习惯将知识分子比喻为一根轻飘飘、随处飘荡的羽毛,最终不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皮上,就是皈依于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他知道,像斯大林那样,仅仅靠肃反和暴力,征服得了读书人的身体,赢不了他们的心。延安整风运动的巨大成功,让毛泽东总结出一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攻心之术。于是,整个五十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运动,而是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1949年,北京高校部分教授的政治学习运动;1950年,清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运动;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其间除了1956年有过一段短暂的“早春”之外,大部分历史岁月,知识分子都在运动的漩涡中挣扎、浮沉,直至反右运动完全没顶、沉没。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运动来了,千钧万力,任谁也抵抗不住。以往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多侧重其外力强制的一面。“强制说”固然简单明快,却也有一些现象无法解说。比如,思想改造运动,最初乃是由北大校长马寅初主动向中央提议,后来被周恩来采纳,发展为全面的知识分子“洗澡”运动。再比如,梁漱溟早在1953年就被打倒,被视为反动透顶,脑袋像花岗石一样顽固不冥,无须再费力改造,只是作为反面教员在政协中养起来。然而,偏偏这个梁漱溟,晚年却致力于打通马列主义与儒家思想的任督二脉,在1959年主动撰写长文歌颂大跃进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而在傅雷、沈从文等人的私密家信之中,由衷崇敬毛泽东、赞扬新政权、自我忏悔乃至自轻自贱的词句比比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或许,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心理防御机制获得一个现成的解释:当一个人受到强迫和侮辱之后,其心理防御机制会不自觉地将被迫调整为主动,以减轻内心的焦虑。就像一个人被羞辱了,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索性说自己其实是自愿的。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也是

如此,为了维护自尊的体面,将原先强制性的“洗脑”演化为自觉的意识。这一解释,从常识而言相当痛快,对于某些个案来说也有其道理,但从知识分子整体而言,不免过于简单化,有思想偷懒之嫌。

雷霆万钧之泰山压顶之下,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各奔东西,急剧分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顽固抗拒者,通常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诚惶诚恐,顺势而行。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我称之为“自觉而不自愿”。按照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说法,自觉,是理性的品格,自愿,是意志的品格,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对于思想改造运动,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意志上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尤其是被迫自我检讨,然而,在理性的层面,其中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却有着试图了解新意识形态、反省原有立场的理性自觉。人,本来就是古怪的精灵,大脑与心灵、理性与意志之间的错位和打架,原是寻常之事,何况读过一点书、情感更为敏感细腻的知识分子,更是复杂的两腿动物,无法用非黑即白的简单尺子去度量他们。

先说意志上的不自愿。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此前后的批判运动不同,涉及教育、出版、科技、文艺各界,人人洗澡,个个过关,只要是读过书的,便无所逃避于其间。与思想改造运动同时配套的,还有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内部的“清理中层”。若有违抗,很有可能划入更可怕的专政对象。国家机器、主流舆论和群众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

《故国人民有所思》所依据的史料,基本是当年组织系统的内部文件和情况汇报,其中披露了运动策划者与组织者的动机和谋略。北京市委布置“烧教授”的计划,提出要对他们“猛火攻、慢火炖”,“打破情面、打下架子、打下尾巴”。知识分子是否愿意接受改造,检讨得是否深刻彻底,不仅与政治划线有关,还涉及切身利益。职称评定以政治立场挂帅,文件明确规定:“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而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对新政权有疏离感的教授,索性借院系调整之际,将他们调离京城,到偏远省份任教。

当然,有大棒子,也有胡萝卜。1952年前后,国家将知识分子纳入国家的干部编制,全部包养下来,让其没有衣食之忧,甚至让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享受超等待遇。京津地区一级教授的工资三百四十五元,而当时小助教收入,最低的五十六元。谁是一级、二级教授,谁是三级、四级教授,除学术水准之外,政治态度是更重要的考量。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冯友兰第一次教授评级,只评到四级,后来拼命检讨,努力表现,才转为一级教授。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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