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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这个“结构”主义者——关于《生死疲劳》致友人书

2012年11月08日 16:30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赵勇

的难度消解了思想上的难度或深度,甚至把思想挤压到一个贫乏的位置,它是不是会因此显得残缺不全?如此一来,它还能拥有长篇小说应有的尊严吗?之所以提出如上问题,是因为两次阅读《生死疲劳》,它都没有给我带来特别的震动。按理说,像我这种出生于北方农村同时也对农村充满了童年记忆、少年记忆的读者来说,我更应该产生深刻的共鸣才对,但实际情况是,这种共鸣并没有发生。我只是觉得莫言写到“动物凶猛”时,他那支出神入化的笔功夫不减当年,但人物呢?主题呢?由此而生发出来的思想呢?一旦落实到这些层面,我就觉得茫然。为了把我这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困惑弄清楚,我试图琢磨一下这部长篇小说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生死疲劳》问世后,我注意到作者在多次访谈中谈到这部小说写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他说:“一旦逃离土地,农民没有了根本,蓝解放以进城当官的方式离开了土地,西门金龙以开发旅游的方式毁掉了土地,只有蓝脸,他坚守了土地,他是古典农民的活化石。”(《莫言对话新录》,第305页)但他同时又说:“我在创作之前所确定的主题(指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小说中变成了副题。其实,这也就够了,重大问题点到为止,让它成为一个若有若无的背景音乐就行。如果它轰然而起,那反而没有力量。许多批评家其实并不明白政治和小说的关系,他们大概更希望看到那种‘问题’小说。”(《莫言对话新录》,第186页)原来确定的主题变成了写出来之后的“背景音乐”,我觉得莫言的这个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作为读者,我也没有读出多少农民与土地关系方面的东西。但实际情况或许并不像莫言说得那么轻巧。在我看来,估计莫言并不是不想让这个主题成为作品的主旋律,而是他的那种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无法给这个主题以足够的呈现空间。

这就不得不说到《生死疲劳》的题材选择。莫言有一种“重建宏大叙事”的雄心,所以他选择了农村50年(1950-2000)的演变历史。然而,它采用的并非“正面强攻”,而是“侧面佯攻”。因为他觉得在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面前,后来者无论怎么折腾都写不过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即使天才的现实主义作家也只能写出一部跟《静静的顿河》类似的作品。在这样的境遇下,逼得现代作家在小说叙事上不得不另辟蹊径”(《莫言对话新录》,第186页)。有了这种“影响的焦虑”,莫言便告别了那种“笨重”的同时也是踏踏实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选择了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但如此一来,在现实或现实主义的维度上,《生死疲劳》为我们呈现的东西也就变得乏善可陈了。因为它没有“正面强攻”,它对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描述就不可能是《古船》、《白鹿原》、《兄弟》等等的对手,甚至不可能是问题小说《三里湾》的对手。而对于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这种事件给农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心灵伤痛,它也只能是浮光掠影地一带而过,甚至只能做漫画式的描摹。弱化了现实主义的维度后它大概就只剩下魔幻了。所以我的感觉是,这部作品的强项在于魔幻,然而成也魔幻,败也魔幻。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莫言 生死疲劳 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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