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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在今天我们如何看革命?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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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信任“演化”而非“革命”

共识网王淇:您的新书《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缘起于2011年5月在法国举办的第一轮法中文化圆桌会议。与您通信的雷吉斯·德布雷先生,是格瓦拉的战友,你们这本书很大程度上也围绕着“革命”展开。德布雷有没有向您讲过一些拉美革命的故事?告别革命的您对革命的态度反而谨慎,相比之下投身过革命的德布雷态度更加乐观。为什么会有这样奇妙的反差?

赵汀阳:我倒没有看出德布雷先生对革命有多么乐观。他对革命的态度比较多面,既认同那种能够保持人“活得带劲”的革命精神,但也已经不再相信革命所预期的激进效果。简单地说,他认同的大概是作为一种精神的革命性,但对作为行动的革命则有所保留。这种态度是否与他的亲身革命经历有关,我没问过,但他说到过,当年与格瓦拉一道在玻利维亚革命,虽然他们试图解放那里的人民,却很少获得当地人的支持,因此革命很快就陷入绝境。可见,革命行动是否合适,是否是人们所需要的,还要看具体情况。

很难说我完全赞成告别革命,但我肯定更信任水到渠成的“演化”(evolution),而不是激进强行的“革命”(revolution)。革命有可能加速演化,但革命的人为强行提速也意味着未知的风险。出于理性的风险规避原则,演化似乎更安全一些。当然,在特定的“天时”或者说非革命不可的临界点,革命也是需要的。而且,需要“什么样的革命”、“为什么而革命”、“革谁的命”,依然是值得想的问题。

我和德布雷都倾向于同情那种非政治革命,比如科学技术的革命,或思想的革命。当然,技术革命并非没有风险,所以我也就是“倾向于同情”而已。

积极自由只是在消极自由范围内可以做的事

共识网王淇:您之所以对革命持谨慎态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看到了集体行动产生的非理性后果。您在书中区分并比较了“个人理性汇合而成的集体非理性结果”和“理想引导的集体非理性结果”,说前者只是达不到好结果,后者却可能导致最差结果。革命就属于后者。现在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福山的社会资本研究等等破解了前一种困境。您觉得后一种困境(革命的困境)有办法破解吗?革命的结果是否一定是非理性的?

赵汀阳:请原谅我对你的说法表达一点怀疑。你提到“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福山的社会资本研究等等破解了前一种困境”,“破解”的用词会不会有点大了?社会资本只是有助于形成集体选择,且不说仍然难以克服根本的利益冲突,关键是“集体选择”并不等于“理性的集体选择”,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大距离。

至于革命的问题,我没有说革命必定是非理性的。那可不一定,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就是很理性的。不过,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认为,英国革命其实属于演化。我仅仅是说,演化貌似更安全。需要分析的是,革命到底要干什么?革命是要解放,解放(liberation)是要让人获得自由(liberties)。关于自由,似乎应该重视柏林对积极自由的警告。当然,柏林把自由划分为两种,似乎过于强硬,以致让人误解好像我们能够单独拥有其中一种自由。这一点比较可疑。我在《坏世界研究》里大概是这样分析的:自由不是两种,而是一体两面,就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消极自由,另一面是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自由的面值,规定了个人有多大的自主空间,即个人权利的范围;积极自由是行为可选项,是在自由面值的可能范围内可以任意做的事情。如果明确了积极自由只是在消极自由范围内可以做的事情,就像100元面值只能用于购买任意价值一百以内的物品,那么积极自由就不至于越界而变成柏林所担心的非理性的或者专制的行为。

 

革命创造了反革命的现实

共识网王淇:在书里,您有一个有意思的判断,认为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就再也没有革命了。后现代自此开始,而后现代的批判只有反讽的作用,没有推翻体制的能力。想问下您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阿拉伯之春”不算是革命吗?

赵汀阳:说到68革命,这个类型的革命属于现代社会语境。或可这样理解:“现代”本身就是包括方方面面革命的革命运动。现代性就是革命性,表现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科学技术、艺术等等一切方面的解放。大工业、自由市场、选举、福利制度、累进税、飞机、计算机、互联网、手机、杜尚、策展人、美容院、避孕套等等都是革命。

悖谬的是,所有这些革命联合起来的结果,却造成了某种消解革命能力的现实——一个人人都必需高度依赖才能生存的现实,从而抵消了革命的积极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革命创造了反革命现实。

68革命是现代革命成为强弩之末的隐喻。那种打倒权力、权威、体制而求解放、自由、平等、进步的革命魅力已经充分展现,而继续革命就很可能危及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显然,资本主义不断让步吸收社会主义因素,福利、平等之类的制度安排因此变成了众人高度依存的生活条件,于是,政治革命的余勇就主要转化为文化反讽和解构。

至于阿拉伯之春,我所知的材料太少,也没做过研究。除了被报道的,还需要知道不被报道的;除了看见的,更需要知道不被看见的;除了自己的立场,还需要了解别人的立场;除了外人的看法,更需要倾听当地人的看法;除了一时的新闻和口号,还需要观察长期的后果。我比较赞成布罗代尔的历史看法:激动人心的新闻,与生活细节的实质改变相比就是泡沫。历史判断需要时间,假如觉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太久,那也最好等等看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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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两面之词》 赵汀阳 雷吉斯·德布雷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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