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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诺·鲁道夫、赵汀阳:未来哪个权力将领导这个新天下?


来源:《南国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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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哪个权力将领导这个新天下?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是像德国这样的中型国家,还是像瑞士这样的小国家?我想,一切皆有可能。我只看到了未来世界的理念,但却无法预见各个民族的天命。

【编者按】近年来,瑞士媒库基金会(Media Tank)主席汉斯·伯乐(Hans Boller)热衷于举办中西学者“一对一”的跨文化对话。2012年9月23—25日,德国哲学家恩诺·鲁道夫与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受邀在苏黎世湖的半岛进行了三天的无干扰对谈,着重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天下”观念与康德的“世界公民”理念及其相关问题。下面两篇短文是对话者撰写的对有关对话观点的解释,也是给伯乐主席的汇报。经伯乐主席和两位作者同意,由首都师范大学朱慧玲教授将英文稿翻译成中文,交《南国学术》杂志发表。

【提要】恩诺·鲁道夫认为,从目前的趋势看,“全球化”有可能是以一种和平方式的“世界中国化”,因此,中国的政治文化开始为将来的全球治理提出各种可行观念,赵汀阳借用中国周代“天下”观念引出的“世界性”就是代表。这种把原初的中国模式与德国康德的“世界公民”理想结合起来的想法,虽然是一种推动思想话语进步的创新,但这种“世界政府”的管理或许会类似于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之治”,而不太可能类似于全球代议制民主。然而问题是,中国文化如何成为“世界性”的?中国如何成为世界公民社会的一员?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中国政治力量所拥有的机会和可能性。赵汀阳认为,全球化使世界面对着全球失序的问题,那种基于各国政治文化相似性的康德式和平,无法克服各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其他全球性的冲突,而中国周代创造的“天下”观却可能是一种有效的世界观念。它包含的政治意识有三:一是要成功解决世界性问题,只能建立一种人们普遍认可的体制,而不是诉诸武力;二是只有当世界体系制度安排能够惠及所有国家的所有人时,纔是正当的;三是只有当世界体系能够保证所有国家和所有文化和谐共生时,纔能良好运转。“天下”观念暗示着,最好的政治就是能够建立为所有人所接受的普遍关系。从“天下”观念引申出的“世界性”是追求一种“和谐”,并不意味着任何的单边普遍主义,也不像鲁道夫教授所理解的是作为“和平的中国化”的中国文化攻势。

“天下”抑或“世界性”:采取攻势的中国政治文化

[德]恩诺·鲁道夫(卢塞恩大学,瑞士卢塞恩)

在中国,人们可能已经知道“全球化”将会引向何方——可能是以一种和平方式的“世界中国化”。其实,中国早已在影响欧洲。这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影响是开辟了市场。目前,商业合作仍在不断扩展,也对欧洲形成了竞争的压力。第二个阶段的影响是旅游业。这一影响是广泛而持久的,也是成功的。第三个阶段的影响将走向文化。走到这一步,也是自然而然的,但其发展是最难以预测的。这第三阶段纔刚刚开始,政治闸门将一发而不可收拾地持续开放。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并没有陶醉,那些政治精英们则在不停地思考怎样在世界市场中成为更出色的博弈者(对于这一点,在许多西方人看来,这开始变得有些危险了),而那些文化创造者们也获得了更多的行动空间——只要他们能够有效而不出格地利用这一自由,就不至于招惹麻烦。实际上,他们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获得了一种根本性的自由,而这种自由通常被认为是与“非自由”国家存在所需的条件是不相容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知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和全球化理论家赵汀阳知道怎样巧妙地而且富有想象力地利用这一“生态环境”(尽管外部世界仍然不够重视这个“生态环境”)。他基于对欧洲历史和美国政治哲学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了解,一直在与西方的同行们不断地提出新的讨论——相信这些讨论还会持续下去。由于对从传统儒家至毛泽东(1893—1976)思想的中国多元文化和各种传统的熟练掌握,赵汀阳能够指出中国的哪些主要传统与西方的重要传统之间所具有的某些惊人的类似或相似,从而在不同文化之间开启交流之门,而那些文化的门槛原本可能会被人们忽略而没能跨过。

赵汀阳研究思路的关键词是“天下”。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式隐喻抑或是一种功业,大概意指“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追溯中国文化发展的源头来看,这一原则指的是这样一种意识: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有一种人类物种所特有的普遍关联性,我们现在可以恰当地把这种人类学的先天性称为“全球化意识”;或许更好的说法是,一种全球团结的精神。这种意识及其伴随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感性。相关的资料已经证实,这真的是一种中国意识;它同时又被看作是人类性的特征,或一种人类意识。赵汀阳认为,这一意识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 λη , 前384—前322)把人定义为政治动物有着某种遥相呼应。然而,他认为,欧洲人已经忘记了其古希腊的源头。如今,欧洲人显然可以途经中国而找回它的绪余。

为了把中国的范例作用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潜在教化功能联系起来,赵汀阳教授作了几个美妙的类比:不仅把“天下”与亚里士多德做比较,还把“天下”与他加以质疑的康德(I. Kant,1724—1804)做比较。排列与类比,这些都是方法。新旧特征在这里被平等地加以衡量。然而,一个关于中国、远东地区与欧洲、北美地区之间的差别问题迅速显现出来:中国人是以相互关联为“在世”意识,并业已在“在世”上实践了互相关联的生活;而西方人则是互不牵挂地独自生活;中国人的“在世”以“共在”先于“存在”,而西方人则与之相反。

同样大胆的比较还有在毛泽东和卡尔•施密特(C. Schmitt,1888—1985)这两人之间进行的比较。一方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他的历史重要性在中国是划时代的;另一方施密特则是德国激进的国家专权论的倡导者,20世纪30—40年代曾一度成为“第三帝国的法理学家”。的确,毛泽东的那篇重要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的,它与身处欧洲的卡尔•施密特的著作《政治的概念》(1927)有着类似的假设和差不多的历史影响力,都把“朋友”和“敌人”作为社会和政治常数的两分法看作是政治的起点。然而,施密特将识别敌人的意识看作是既定的而不可超越的,并认为这是所有社会的普遍公理,因此典型地表达出真实的西方自我意识;而毛泽东则指望最终能够克服这种两分。施密特构造了一种对抗的存在论,而毛泽东则表达了一种友好的末世论。施密特的成功只是属于精英们的——从20世纪30年代至现在都是如此;而毛泽东的成功则属于普通大众——尽管其功效日益衰减。施密特以法律的名义打破了法律,而毛泽东则通过创造连续性而得以立法。由此看来,以中国方式行事就意味着克服对抗,不像马基雅维利(N. Machiavelli,1469—1527)、托马斯•霍布斯(T. Hobbes,1588—1679)和卡尔•施密特教导西方人的那样,做事总是离不开对抗性。在这一点上,西方人是伏击者,而中国人却是迎宾者。

从中国文化中,人们可以看到它有能力发展出一种全球化意识所真正需要的亲和力,这成为当前人们热议的话题,赵汀阳将其称为“世界性”(worldness)。这是一个神奇的词语,它试图克服任何一种基于民族性的狭隘思维。对于那些倡导西方文化的人,尤其是具备某些哲学知识的人而言,这个词语会使人联想到康德的词汇,如“世界公民”、“世界公民权利”等等。诚如赵汀阳所指出的,这些词汇的确是表明西方观念与世界问题具有真实联系的恰当例子。然而,他在承认康德为实现一种包容性的世界和平构建了以道德为基础的世界公民身份理论的同时,又认为这还不是一种具有融贯性的思想。他的看法是,德国启蒙运动哲学家终结于民族国家体系,而今比以往更加需要的是一种“世界国家”。

正是在这里,我们的讨论触及了神经的痛点——不仅仅是来自赵汀阳的想法,也是来自中国政治的一种可能策略选择:既然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就意味着必须为将来的全球治理提出可行的观念。然而,“世界性”与“民主”可能是相互排斥的。尽管赵汀阳也严肃地表达了这种警告,但他试图削弱这个问题的威胁性,因为他严格地将“世界性”限制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只有一个万民心向的政府,亦即在康德“世界公民”意义上的“世界社会”里,纔有可能保持世界的长治久安。这种“世界政府”的管理或许会类似于柏拉图所提出的那种“哲学王之治”, 而不太可能类似于全球代议制民主的观念。因此,“世界性”并不是反民主的。“世界性”这个术语提示着人们,人性在每个人身上有着不同的体现,人们不能也不应该以民族国家的模式去思考人性。赵汀阳的“世界性”观念完全不同于法国民主主义者雅克•朗西埃(J. Rancière)意义上的“后民主式”社会。后者描述的是“后民主”社会条件的特征:尽管民主结构的机制是可操作的——有选举、候选人、议会代表等等,但那些机制已经蜕变成脱离人民掌控的决定论僵化程序。与此相反,对赵汀阳而言,他的“世界性”要求在“同在一个天空下”的所有人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参照经典的中国模式——也不一定完全按照经典模式,而为能够管理好世界的精英们创造一种必要的合法性。

毫无疑问,赵汀阳的看法源自一种根深蒂固的希冀和平的意愿,也与对“和谐”的强烈需要密切相关。这种把原初的中国模式与西方主要是欧洲尤其是德国传统的理想结合起来而使之更新的明显意图,让我大为惊讶,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看来,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欧盟似乎就是一种天意。这种把原创性、传统性以及合时性融于一身的努力,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将其视为推动思想话语创新的贡献。然而,它涉及爱国主义和西方乌托邦理想的笔墨并不多。

最后,我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文化如何成为“世界性”的?中国如何成为世界公民社会的一员?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中国政治力量所拥有的机会和可能性。如今,已经没有人再低估中国政治的力量,它将发展成一种全球性的、包含中国文化元素的综合性力量;它将反对西方的卡尔•施密特,而与西方的伊曼努尔•康德一起在世界历史中(或至少是在思想界)进行一次非常吸引人的实验。

﹝恩诺·鲁道夫(1945— ),男,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瑞士卢塞恩大学名誉教授、高级研究员,代表性著作有Ernst Cassirer im Kontext: Kulturphilosophie zwischen Metaphysik und Historismus;Odyssee des Individuums: Zur Geschichte eines vergessenen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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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全球化 政治 世界政府 天下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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