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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革命的历史土壤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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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T. Rowe Crimson Rain :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

因此,如果说韦思谛[Stephen Avrill]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最新著作考察的是比较直接的政治环境,那么罗的这个研究则是从一个长时段来观察更深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6],进而去发现何以某些地区能够成为革命基地。譬如东山民变便是罗威廉重要考察对象,他借此来观察生态和社会环境是怎样造就了暴力行为。东山民变是17世纪70年代三藩之乱时以麻城为中心地区历史上的一个插曲,其大致情形为:一个名叫黄金龙的“妖人”多年来往返于各地山区,宣扬反清复明思想,试图发动一场民变。1674年新年刚过,黄金龙便出现在麻城,挥舞“宝剑”,手持“天书”,宣称自己的神通。东山强权人物刘君孚将其庇护在自己的山寨中,该山寨位于麻城与黄冈县交界的曹家河村。虽然他有时乐意庇护像黄金龙这样的亡命之徒,但也会让手下把一些进入其势力范围的匪徒押送报官,以获官府信任。刘青黎是刘君孚的外甥,热衷于参与反清活动。据说此人曾拜谒过吴三桂,有可能因此刘君孚获得吴三桂的伪札,命其在东山起事响应。随后,刘青黎利用当年四十八寨反抗的历史鼓动并依靠黄金龙多年来建立的信众网络,有计划性地寻求鄂东以及豫、皖、赣等省邻近山寨强人的支持,宣称这是“官逼民反”。由于刘君孚认为这有助于增强其权威,从而被外甥拉人反叛。据说他直接间接地控制了数万人的武装。关于刘君孚即将起事的传闻四起,这加剧了麻城社会内部的分裂:当地精英与县衙官吏之间、效忠清廷与效忠明朝的士绅之间、县城士绅与山寨强人之间、长期不和的山寨之间等等矛盾开始激化。起事计划为另一山寨的仇家报官,刘君孚不得不仓促起事。而其他各寨主,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起事者,都率众退入山寨。麻城的官吏呢?在得知东山民变发生后,他们犹豫不决,竟在县城坐等有可能发动的围攻。

在这样一场涉及人物众多的历史事件中,罗特别关注的是麻城历史上的“名吏”于成龙。1674年仲夏麻城民变酝酿之时,湖北巡抚张朝珍将于成龙从鄂南召回以平息叛乱。于向各寨堡主发布一系列告示,保证不会派大军围剿。张朝珍接受于成龙的建议,宣布赦免悔过的士绅。在记述招抚五月刘君孚起事的官方文书中,于成龙几乎没有提及刘君孚的反满行径,以免妨碍对刘君孚等人的任用。他也没有提及“妖人”黄金龙,也未提刘君孚助黄金龙潜逃,以免将刘君孚与三藩之乱联系起来。但对于人数众多的“叛仆”参与,于成龙要求奴仆忠于主人,严厉惩罚俘获的叛仆。于成龙的新盟友刘君孚和其他地主武装帮助镇压反叛,成千上万的叛民及其家人被杀。虽然于成龙一再要求他们不要滥杀,但收效甚微。10月底于成龙逮住了黄金龙,为平乱划上圆满句号。于成龙将他问斩,砍下头颅送武昌邀功。11月,于成龙在黄石镇召集百姓,告谕东山民变的终结,并赋诗一首:“龟山已平,龙潭已清。既耕且织,万世永宁。”[1](188页)

平定东山民变之功,成为日后对于成龙供奉祭祀的主因。从乾隆以降,于成龙的事迹就被列入方志,历次编撰者不仅强调于成龙短期内平乱的谋略,而更颂扬其依靠当地民团挽救麻城,避免了朝廷对地方的重赋。为纪念于成龙对东山民变的理智处理,当地人修建了于公庙,还写了大量关于他的诗歌,其事迹广为流传。正如1935年县志编撰者所声称的那样,于成龙深受民众爱戴。然而,也有历史编撰者认为1674年的英雄并非于成龙,而是坚持反清最终失败的义军领袖鲍世荣。尽管历次精英所编写的方志对他并不青睐,但其英勇反抗的传说还是被传颂下来,后来还被社会主义史学家重新定义为“农民起义”领袖。事实上鲍世荣出生麻城望族,很难被看做是农民。

晚清的史料和历史编撰在对“民”的运用上一直存在争议,在精英的叙述中,只有那些清政府的支持者才是“民”,而反抗者则被称为“群”或“众”。当然,在当代中国的历史编撰中,评价又恰恰相反。罗威廉通过分析各种历史的记述,来观察人们的历史记忆。他认为,“在1674年以后,麻城社会开始出现一种稳定的调节适应机制,并一直保持到l9世纪中期灾难性暴力的发生。”[1](190页)这些社会协调因素包括:逐渐的权力过渡,即地方权力从巨富和大族转移到东部山区刘君孚这样的小地主手中;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当地由精英控制的较高程度的自治得到地方官员的默许;保甲制度、民团、山寨体系等系统的综合运用,能够成功镇压大规模的集体骚动。可见,罗威廉所强调的是:地方文化、集体记忆、历史根源的共同作用,这种共同作用推动了这一地区的暴力传统。不仅仅是于成龙这样的官方人物,即便如鲍世荣那些反叛者也都被纪念。民歌、地方戏、武术都对这一传统的形成扮演了重要角色。清代以来的历届政府、官方史家、方志编撰者都不断地强化这种暴力传统,他们的历史叙述和研究经常各有其目的,将历史人物贴上各种英雄和盗匪之标签。

罗威廉很明确地表示这本书是一本“叙事史”(narrative history),他所采用的方法是编年史,“倾向文学式描写,而非科学性的分析”。[1](11页)即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特殊的人的经历和及其复杂性上。同时这是一本微观的社会史,不过罗本人并不这样认为。理由是这本书研究的是一个长时段,而且麻城的人口也有几十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以中国幅员之辽阔,麻城的确只是一个小地方。像其他微观历史学家一样,罗也关注普通人们的生活,力图理解他们的经历。同时,这本书也是一部地方史。用长时段的眼光可以同时揭示一个小地区的文化持续性与历史演变、身份认同、城乡关系、地方社区认同、对外部控制的抵制、霸权与受制系统、集体行为发动模式以及地方暴力文化的话语等。然而,罗威廉并不像广受批评的年鉴学派那样,撰写“没有事件的历史”,而是对地方的重要事件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白莲教、清军入关、清初的三藩之乱、19世纪中叶的太平和捻军起义,到20年代的国民革命、30年代的国共内战,均不曾遗漏。他力图使读者感到中国历史在“现场”的意义[1](12页)。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本微观历史与地方史有机结合的书。对长时段历史场景的展示、对事件的细节描写、对资料的深入挖掘和熟练运用以及从“小历史”观察“大历史”的眼光,无一不显现了作者精湛的历史写作技巧和对历史的深刻认识。无论是对政治史、社会史学者还是一般历史爱好者而言,这本书都为他们理解中国革命、政治演变及其历史土壤提供了清晰而深刻的研究个案。

[1][美]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七百年的暴力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

[2]William T.Rowe,Saving the Wodd: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rt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另外两本著作是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nity Press,1989).

[3]Roy Hotheinz,Jr.,“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Rural Influence Patterns,1923—1945,”in A.Doak Barnett.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Se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吴应銧[Odoric Wou]最近的研究认为,麻城是华中地区“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地带”,参Odoric Y.K.Wou,Mobilizing the Masses: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e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但是麻城历史上异乎寻常的集体暴力现象决不是近代才有的,至少可以追溯到14世纪元明交替之际,或者有可能更早。

[4]Barend J. ter Haar, "Rethinking ' Violence' in Chinese Culture, " in G?ran Aijmer and Jon Abbink eds., Meaning of Violence :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xford : Berg,2000.

[5]Arthur P. Wolf,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A. R.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6]Averill, Stephen C.,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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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红雨》 中国文化 暴力 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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