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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转“红轮”——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2010年08月20日 14:58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金雁 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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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篇】

“近卫军”与“彼得”间的徘徊: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困境

“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

俄罗斯文明的早期即所谓基辅罗斯实际上是沿古商道“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形成的一系列城邦,统一时间很短。基辅罗斯虽然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这种“旧教”的内外部形式与拜占庭的希腊正教有很大差别。在内部它保留了早期东斯拉夫人多神崇拜的许多成分,各地的仪式也不一致,显得很多元化,在外部它尚未建立拜占庭式的政教合一体制,不仅教会独立于王权,教权也并不统一。蒙古征服后的鞑靼化时代,莫斯科大公虽然借助金帐汗的授权开始兼并统一东北罗斯,但蒙古人素有宗教宽容传统,无意支持统一教会。而且在蒙古人未征服的西北地区兴起的诺夫哥罗德并未鞑靼化,它后来发展成强大的诺夫哥罗德商人共和国,由谓彻(城市贵族议会)执政,其体制与邻近波罗的海地区的汉萨同盟诸邦相似,都没有皇权专制。在信仰方面诺夫哥罗德则不同于汉萨同盟,而属于东正教文化圈,但她信仰的也是多元的“旧教”。诺夫哥罗德因此在政教两方面都成为莫斯科统一罗斯过程中的劲敌。

1453年拜占庭沦陷于穆斯林,东正教的中心转移至罗斯地区,同时莫斯科也强大起来,逐渐摆脱金帐汗附庸的地位。又经过长期战争,终于在1478年灭掉诺夫哥罗德,摧毁了那里的谓彻制度。俄国由贵族制(习称等级君主制)向中央集权帝国(习称专制君主制)过渡。1547年伊凡雷帝始称“沙皇”,开始雄心勃勃的大扩张。这一时期东正教也出现“改革”,但与大约同时西欧的“宗教改革”是摆脱教皇控制完全相反,俄罗斯的“宗教改革”是要统一教权。宗教首领提出“第三罗马”理论,即“罗马城是第一罗马,拜占庭是第二罗马,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两个罗马陷落了,第三罗马已经崛起,第四个罗马永远不会有。”所谓第一罗马系指罗马教皇,第二罗马系指拜占庭大牧首,二者都是信仰者心目中的世界宗教统一权威。“第三罗马”当然也是同样意思。莫斯科大牧首既然自命为继罗马教皇和拜占庭大牧首之后的世界宗教领袖,当然不可能允许罗斯内部有其他宗教权威。可见宗教改革与俄国当时的世俗改革一样,是以建立中央集权专制中心为己任的。

到17世纪,俄国的宗教改革进入高潮。尼康大牧首通过希腊僧侣全盘引进希腊礼仪,废除“旧教”原有的斯拉夫多神教痕迹与礼仪多元化现象,统一并强化教权。尼康改革得到沙皇全力支持,尽管尼康后来尾大不掉,被沙皇清除,但是就如我国的商鞅被杀而变法确立一样,1667年宗教会议确立了尼康新教的独尊,只是在尼康的教权统一之上又增加了教权服从皇权的规则,俄国实现了一元化的政教合一。

1667年会议开始了对旧教(官方贬称“分裂派”,旧教徒自称“旧礼仪派”)的大规模镇压。而旧教徒的反抗又与当时俄国的各种矛盾相交织:由于宗教改革与中央集权化相表里,传统贵族(波雅尔)反抗沙皇特辖制与军功贵族(作为中央集权支柱的官僚化贵族),因而很多波雅尔同情旧教,许多波雅尔“叛乱”与同情波雅尔的宫廷事变,例如彼得大帝时的近卫军“叛变”、皇太子被杀都有旧教背景。由于俄国的农奴化过程也是这一时期同步进行的,许多不愿为奴的逃亡农民都是旧教徒,俄国这一时期集中发生的三次“农民战争”,包括著名的普加乔夫、斯捷潘·拉辛等实际上都是旧教徒分裂运动的另一形式。大规模镇压导致旧教徒四处流亡,因此当时俄国的“盲流”与抓捕“盲流”的“禁止流浪法”也有宗教冲突背景。许多旧教徒逃亡后无法务农,只能到处做买卖糊口,由此导致后来俄国工商业者中旧教徒比例高达65%,旧教因此被一些学者看成“商人的信仰”,也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反对派商人”。

但是分裂派运动影响最大的是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为生命,而且常常是有些“偏执”地与官方意识形态及官方权力对着干的思想者群体,即“知识分子”。分裂派运动是知识分子前史,它本身不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但无疑分裂运动的250年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形成、特点、思维方式、行动准则都打上了明显的烙印。当代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一种独特的宗教式的源泉中汲取营养--分裂运动,18世纪的反教会潮流、19世纪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20世纪的革命运动似乎都只有从这独特的源泉出发才能理解,“这些多样的甚至变质的形式表达了对绝对者的永恒的牢固的渴望以及纯粹是神秘本性的灵感”①。许多知识分子即便并非旧教徒,甚至是无神论者,也同情分裂派。普希金、莱蒙托夫这样的文学家和巡回画派大师苏里科夫等人都是如此。有人说:在当时状况下,“渴求精神生活的人们,可惜只有一条路:分裂运动。”②无神论者普列汉诺夫称之为“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它以“教权主义”和宗教民主为其出发点。“俄国的宗教运动虽不完善、也不正确、比较狭隘,但却是一种特殊的人民自我教育机制。”③赫尔岑也说,“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这是一种俄国式的思维④。

历史最悠久的异见抗争

彼得大帝即位后以“学习西方”著称,但正如尼康改革以“希腊化”来强化专制一样,彼得一世也是以“西化”来摧毁古罗斯贵族传统、实行严酷的独裁。他对分裂教派的镇压进一步强化。1715年,彼得大帝颁布“告密法”,在全社会发动对“异端”的检举和迫害,同时建立宗教管理局,实行“宗教国家化、牧师警察化”,并多次派兵抓捕旧教徒,甚至连他的近卫军与皇太子都成为这种严厉政策的牺牲品。此后,1730年俄国颁布法令规定旧教徒的财产没收,本人发作“划桨手”苦役;追捕旧教逃亡者,对旧教徒的工商业实行重罚;1735年又规定禁止流亡海外的旧教徒回国;等等。尽管沙皇末期在世界潮流影响下出现了宗教宽容的趋势,但可以说直到1917年以后,俄国对旧教的排斥一直没有真正停止。

然而,在世俗专制与官方教会的长期打压下,分裂教派运动并未在俄国大地上消失。据研究,直到20世纪初,俄国仍有10%左右的人口属于分裂教派,工商业者中更高达65%。事实上,就连后来无神论者发动的俄国革命,都是旧教徒在经济上支持的。金雁指出:号称“打倒资产阶级”的俄国革命能够爆发,很大程度上是俄国“资产阶级”中的旧教徒的功劳。当时工商业者65%的人都是这些人,他们反沙皇很积极,虽然他们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可是他们把大量的钱和物拿来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派别①。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些职业革命家以什么为生,搞革命的资金从哪儿来,很少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革命最关键的,没有钱怎么搞革命呢?其实钱就是来自这些分裂派。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分裂派的很多人发财后资助文化事业,像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就是分裂派干的,还有博物馆,等等。布尔什维克影响最集中的几个大工厂,普梯洛夫厂、索尔莫沃厂等,厂主都是分裂教派,他们允许组织工人赤卫队,所以才能将力量做大。

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叫莫罗佐夫,是俄国最著名的“纺织大王”,旗下企业集团有工人达5万之多。1905年他既痛恨沙皇专制,又感到革命可能会以暴易暴,焦虑不能自拔,竟然自杀了。遗嘱把所有的家产捐给反对派。遗嘱的执行人是高尔基的夫人。于是各个反对派争相笼络高尔基。列宁更是极力和高尔基搞好关系。于是高尔基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金主”。高尔基控制着分裂教徒大量资金,由他的夫人来执行。其实《真理报》在地下状态时,都是由分裂教徒的钱来资助,才能够这样延续下来的。这就是后来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抨击得那么严厉,说了那么多激烈的“不合时宜的话”,但列宁始终给他留面子的原因。可是现在很少人提到这一点,因为分裂教派和唯物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并且由于反对中央集权,后来在苏联时期受到比正统东正教会更严酷的镇压,可是当初如果没有分裂教派在经济上的大量赞助,真的不可能有俄国革命。

[责任编辑:严彬] 标签:尔仁尼琴 教派 红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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