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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遇:一个八零后眼中的八十年代

2011年08月30日 09:42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子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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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八十年代与“五四”时代领导人物学术背景上面的差异。同样是爆得大名、时代的幸运儿,“五四”时代的领导人物如胡适、陈独秀等人是经过长期的学术蛰伏与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新潮人物,在激进与保守之间,他们往往能够得以保持一定的均衡,“五四”运动没有完全被政治牵着鼻子走,这些领导人功不可没;而八十年代的领导人物却都是经过根正苗红教育过的本土新秀,更多是在时代与政治激发下对于现实的不满者,即使随着八十年代的不断推进所涉及到的西方知识不断深入,有些甚至成为早期的留学者,但用受访者的话讲,他们是“启蒙与被启蒙同时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流于空洞也就不难理解,更为严重的是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因为所受到的长期的革命教育,难以权衡在所难免,加之与政治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联,相较于“五四”,八十年代多了一份激情,却少了一些优雅与从容。没有亡国灭种之忧患,八十年代所处之政治大环境较之“五四”时代可谓优之优矣,然八十年代却以如此结局而收场,除了要负主要责任者外,若史家作苛责之论,则当时风云一时之领导人物亦难逃其咎。日后王元化先生从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第21页)、李银河从“信口开河、大而无当”(第193页)等角度反思八十年代,与当时领导人物的学术与知识背景有着很大的关联。结合上文所讲的那种与政治的高度关联性,将八十年代与“五四”时代等量齐观就不是很恰当了。八十年代与“五四”时代相似,但精神上却不尽相同。

讲到这里,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今日我们如何定位八十年代的问题。虽然如上文所讲,本书在对于八十年代反思的力度上远越前书,但是受访者的对于八十年代的基调却依旧与二十年无异。“那是一个激情的年代”(李泽厚语,第67页)、“八十年代是我们民族的奋发期”(张贤亮语,第106页)、“八十年代是有钙质的时代”(刘再复语,第136页)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要之在受访者的记忆中,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理想主义的时代。然而对于八十年代,应该是一个全民族的记忆,上述受访者的记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同时却又不可避免的有着局限。对于八十年代,笔者周围的亲友也同样有着自己的体会,甚至因为当下物价的飞涨使得笔者对于自己那模糊不清的八十年代记忆清晰了许多。要之,这些周围人的记忆与上述受访者对于八十年代的记忆是大相径庭的,有些甚至可以讲是南辕北辙的。在这里就又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谁的记忆是真实的,不可否认上述受访者对于记忆的真实性,但因为心理学上的“放大效应”,对于这些受访者而言人生中那些最辉煌的记忆往往就在八十年代,记忆中将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在所难免,以片面的深刻来形容当不为过。同时,因为这些风云人物往往是知识界的精英,从八十年代至今一直主导有关八十年代讨论的话语权,而当时的普通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对于八十年代的记忆不能够直接准确表达,从而影响我们今日对于八十年代的论述。所以,今日我们对于八十年代的研究,一方面这些风云人物的记录留给我们第一手翔实的资料,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垄断话语权的资料却需要研究者好自甄别。讲到这里,笔者觉得史学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对于八十年代的研究至关重要。不是讲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于问题的解决就可以一劳永逸,就如同即使是周策纵那样不世出的史学家所著的《五四运动史》一书的问世,有关五四依旧是一个高度争论的课题,但在求真与求实的道路上却前进一步,为我们民族的理性重建提供思考。因此,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八十年代,也是我们今日的努力方向。以严谨的学术甄别与理性思考来力图最大程度还原八十年代,我们今天需要《我与八十年代》一书中那些巨人的历史记忆,同样为了全方位丰满的研究八十年代的全貌,我们更需要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之上,以史学的理性而非极端化的歌颂亦或反思,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纪念八十年代。

以青春、梦想、理性来结束这篇文章,同样也用以纪念自己三年可爱的研究生时光。

子遇  2011年7月24号于龙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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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哲] 标签:十年代 访谈录 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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