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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乡土上的维权者

2012年04月25日 11:20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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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云标在安徽阜阳老家中

重续在中国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乡村建设”

以前他们主要是在做对抗性的维权,现在则更多的是在从事建设性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将极大提高社区内农民的参与意识、参与力量,并最终促成政府与民间一起努力,将这条乡村建设的路持续下去

3月8日下午,安徽省阜阳市颖州区三合镇南塘村村委会活动室挤满了人,2003年度“新乡村建设奖”的颁奖仪式在这里召开。

此前一天,主持人张勇和南塘村老年协会会长唐殿桂、文艺演出队队长王秀华一起,去阜阳市里购买了12个暖水瓶、30个瓷盆、80条毛巾,还有100多张奖状。

这是南塘村第一次为他们的“新乡村建设实践”颁奖,活动的策划者杨云标事前和几个组织者拟定了如下奖项:特殊贡献奖20人、杰出人才奖26人、最佳风格奖3人,此外还有一般贡献奖八九十人。

使杨云标没有料到的是,表彰大会一开始,张勇就宣布“在2003年公益活动中,杨云标荣获了新乡村建设最佳组织奖”。81岁的老太何秀兰躬着身子为他颁发了奖状。

“我很在意这个奖状。”杨云标说。

这个在当地有着很高声望的男青年,过两天就要前去湖北省房县授课。中国社科院、《中国改革》杂志社和香港乐施会在那里有一个针对农民的“村民自治与可持续发展”培训项目。他说他要把奖状带去给他们看看。

杨云标将此次颁奖仪式看作一个标志性的转变:“以前我们主要是在做对抗性的维权,现在则更多的是在从事建设性的工作。”

杨云标正在重续在中国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乡村建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在我国掀起了一场影响广泛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为了使农村摆脱积贫积弱的状况,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日军侵华等原因使他们的理想刚刚出发不久就破灭了。

而近几年开始升温的“新乡村建设”,已经开始从学者沙龙中的流行话语转为脚踏实地的践履。

温铁军等人在河北定县兴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茅于轼等人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兴办小额扶贫贷款、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等地设立扶贫项目……土生土长在农村的杨云标,则是其中最具草根性的新乡村建设者。

弱者的联合

上访曾经是杨云标最主要的生活方式。

1998年,从西安政法学院大专班毕业的杨云标,对家乡的官场腐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皖西这个人均只有一亩地的贫困山村,农民的负担居然达到了三四百元,村、乡镇一些干部的腐败和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令当地村民忍无可忍。不断有村民找上门来,向学过法律的杨云标求助。

回忆起当年上访的经历,杨云标仍然唏嘘不已。从举报邮递员乱收费开始,杨云标的为民请命之举一发不可收拾。他曾四次进京上访,并因此在阜阳市遭到非法羁押,他家的门上也因上访被人贴上了“再告状,小心你的脑袋”的恐吓信。

终于,2000年10月,安徽省委督察室派出督察组,会同市、区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来到杨云标家,对杨云标的举报行为表示肯定,并开始调查南塘村的账目。最后,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共挪用贪污7万多元公款,村干部被集体撤职,三合镇党委书记、镇长等人分别受到党内或行政处分。

督察组的到来成了一个标志性事件。杨云标从此成了邻村乃至邻县农民眼中的“大人物”,甚至于河南的农民都找到杨云标的家里,反映村官的腐败问题。

“有时一天会有十几个人来。”杨云标每天忙着听农民们的控诉,帮他们写材料,为他们出谋划策。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杨云标开始有了筹建农民维权协会的想法。

“基层一些官员腐败,不断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因愤恨而产生对抗,当农民发现个体维权效果小、成本大,而集体维权则更理性、更有建设性时,这些弱者最终会选择走向联合。”杨云标这样来解释农民维权协会产生的必然性。

但他将筹备成立维权协会的想法说给各村的维权骨干时,最初得到的反映更多的却是担心。

“有人说,这样能行么?政府允许我们这样做么?如果说我们是非法组织,抓起来怎么办?”杨云标说。

一直到2001年3月,他将“三合农民维权协会章程”的初稿草拟出来之后,给各个村的维权骨干电话,让他们前来商讨筹建事宜时,仍有几个村因担心而无人响应。

2001年3月7日,来自5个行政村的20多名代表聚在杨云标家中,就维权协会的章程展开讨论。此后不久,杨云标两次前往阜阳市民政局,申请成立“三合农民维权协会”,均未获批准。

[责任编辑:王超] 标签:杨云标 乡村建设 安徽阜阳 南塘村 维权协会 上访 村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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