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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柏田:我打通了历史的任督二脉

2011年06月13日 11:59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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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这个去世整整一百年的英国人,在清政府任职半生,曾将中国海关建设成最为廉洁高效的行政部门。《赫德的情人》是赵柏田第一部长篇小说,此前他的《历史碎影》《岩中花树》《帝国的迷津》等历史文化散文曾得到众多评论家的高度好评。以下是《读药》编辑对赵柏田先生的专访。

读药:你的文风极具个人特色,吸收了西式的句法,包括遣词用字等等,但也隐现十分古雅的传统文言痕迹。确立这样的文风最初是受了什么的影响?

赵柏田:一个作家的文风,或者说叙事语调,即这个作家特有的文字气息。作为一个职业读者,我经常循着这种气息去寻找我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汉语小说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语调?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种调子来写?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确实是长久困惑的问题。当我写下这个小说的第一句时,我希望这种语调能忠实地传达我的方向、趣味和对小说艺术的追求。

关于这个小说的叙事策略,评论家汪政先生认为,它是杂糅的,复调的,多声部的,小说中有多种文体的交叉,有第一人称的口语,有第三人称的叙述,有书信,有史实档案,有白话,有文言,他认为这是对后现代文体策略的有意借鉴。关于语言风格,他用了一个我很喜欢的词,“纯正”(我记得几年前王鸿生教授也曾经用“气息纯正”来谈我的一部作品)。他认为在一个叙事作品中,既尝试用学术性的风格,同时又将西方历史叙事作品的叙事借鉴过来,甚至从西方宗教典籍中吸取语言的滋养,有的时候还插入颂歌和抒情诗的句式与语言,简直有点“炫技”了。我一直以为,只有帕慕克这样的小说大家,才会在《我的名字叫红》这样的作品中进行炫技式的写作。

这种语调、这种所谓气息的养成经过了一个什么过程?受过什么影响?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我自己写作经历,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诗歌训练、90年代初期带有很强实验性的中短篇写作的经历,然后2000年做思想史方面的功课,又回头接触了大量典籍。另外一个方面,是阅读经历塑造了我这种气息。和大多数出生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小说家一样,我们都是先锋的遗孽,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优秀的翻译小说,还有大量西方文论。2000年前后是我写作生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期间我又阅读了大量史学典籍和西方史学著作,比如我特别欣赏的法国年鉴史学派的著作,从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地中海的世界》,一直到《蒙塔尤》这样写意大利13世纪小山村的生活的作品。我想这些阅读对一个写作者的影响不仅仅只是文字气息上的,更根本的是一种方法论的影响。我们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每一本书就是一种方法论。

读药:以略为西式的文风写中国故事,是否有意造成这样的反差?

赵柏田:你所说的这种反差,其实质就是一种创造。中国的历史小说在主流价值观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下,要么附着在主流话语与正史上,要么演义、戏说,走通俗化的路子,很难有自己的思考与发现,我不想走这样的既定路线。从一开始我就决定要写一个与众不同的小说。历史小说不是帝王将相的功德薄,不是这个大帝那个大帝的起居注,当代历史小说如果要重建自己的美学谱系,从历史主角的选择到叙事样式,都需要重建观念。我希望从《赫德的情人》始,为历史小说的空间打开尽一点自己的努力。

[责任编辑:张哲] 标签:赵柏田 历史 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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