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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疲劳》:莫言的极限与局限

2012年11月08日 16:3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刘汀

文/刘汀

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诺贝尔奖之后谈莫言,是时髦的,更危险的。

但今天并非要赶时髦,却是要冒险来说说莫言和他的《生死疲劳》。

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莫言此言不虚,《生死疲劳》确实是他作品中将其写作风格体现的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

两种农民与野猪精神

《生死疲劳》到底在讲什么呢?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它似乎在说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但又用各种歧义将历史消解;它似乎在说农民蓝解放与地主西门闹几世之间的纠葛,但又像是某些民间故事衍生而来的文学版本;它似乎在诉说“中国人百感交集、庞杂喧哗的苦难经验”,却又最终把结局落在轮回转世和冤孽奇情之上。这些纠纠缠缠,让它成了一部奇特之书,也成了一步复杂之书。

《生死疲劳》借用了轮回转世这一佛教和民间文化要素,用章回体的形式写成,但其实这里的六世轮回并非真的在说佛教理论或民间文化,它不过是一个极具容量的叙述方式,如同一枚竹签,方便串起一世人所无法完全经历的历史劫难。西门闹六次转世,分别以驴、牛、猪、狗、猴和人的身份,走过了1950年到2000年整整五十年的中国当代史,把当代农村的种种大事遭遇个便。从西门闹的冤死投胎,到大头儿子蓝千岁的诞生,似乎可被看做由人到非人,最终又重新为人的现实隐喻。这一隐喻不仅是做了几世畜生的西门闹的,亦是出蓝脸外的西门屯其他人的,因而在故事尾部,蓝解放和黄互助在最后终于走到一起,黄互助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做人吧……”

但继续深究,西门闹转世的象征意义却在于,不论投胎为什么,不论你生在哪个阶段,苦难的命运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最终转世为人,仍要遭受血友病和前世记忆的折磨。西门闹这一形象上,这是否隐藏着莫言潜在的历史观,或者说潜在的“回看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并非新鲜,早在90年代初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就有所体现。这种历史观认为,人类之历史并非如进化论者所说的那样,是永远向前进的,甚至也不是螺旋式上升,它只是不断的重复,不论谁登上权力的舞台,所演的都是同一出戏目。

而故事的另一个主角蓝脸,如同从我们这个时代穿越到过去的人。作为西门闹的家的长工,他梦想着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这也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土改之后,蓝脸分到了土地,拒不加入合作社,从而成为那个时代唯一的单干户。蓝脸固守着自己的一亩六分地,也固守着农民的本性,是唯一一个对种种运动毫不挂心的人。但就是这个人,在毛泽东去世,全村人哀悼之时,只有他躲在一处磨镰刀。“他死了,我还要活下去。地里的谷子该割了。”蓝脸身上凝结着悖论式的矛盾:一方面,他坚持单干,另一方面,他也不反对合作社本身;一方面他对毛泽东的死不像其他人那样哭天抢地,另一方面却认为自己才是最爱毛主席的,才是最听他的话的。农村合作社政策中的“入社自愿”一条,只有蓝脸把它当做本义来理解和执行,而其他人却都被潮流所裹挟,“被迫”加入到合作社中,蓝脸的存在,与当时的整个政治氛围,甚至是与毛泽东本人的想法,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对峙。

蓝脸和西门闹,相互纠缠着构筑起两种互为悖论的农民形象,西门闹式的无限循环和蓝脸式的一竿子到底,也正是中国农民在当代政治中的两种基本姿态:要么跟随政治口号成为迷狂的运动主体,要么完全退回和固守农民式的个人主义。我们在过去的小说中,见多了西门闹式的形象,也见多了金龙、洪泰岳类形象,却很少看到如蓝脸般人物。因而,蓝脸的文学意义,要超过西门闹,这是《生死疲劳》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相比较其他以中国当代史为题材的小说,《生死疲劳》的意义还在于,当大部分小说家试图以一种传统的史诗性结构来重塑中国当代历史,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等,莫言的写作则始终坚持着另一种接近历史的方式--通过精神病般的呓语狂言式叙述达到历史真实。这种疯狂的、不受约束的叙述,自莫言的《红高粱》已经开始,一直绵延至他的《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莫言的这些小说,把主流历史观点、民间野史记载、个人记忆和作家的想象交织在一起,重构了一个历史空间,比那些以历史来写历史的作品,更具有可读性和可阐释性。

但不论是莫言还是其他人,几乎所有写到当代史,特别是文革的作家们都忽略了一些问题:文革和各种运动究竟是如何在普通人中间发生的?老百姓究竟怎样被一夜之间驯化为盲目而疯癫的革命者?比如西门金龙,他究竟是要出人头地、建立权威的原始冲动,还是想通过染红而脱去地主后代的皮囊?文革之后,这些人缘何又一夜之间消除了自身的政治狂热儿转向了对经济的狂热?反而是洪泰岳仍留在疯狂的历史遗迹里,至死没有出来。难道除洪泰岳之外的人们,经历合作化、文革等政治运动,仅仅是发了一次精神热病,发过即痊愈?事情显然不是这么简单,中国当代历史所经历的大跃进、合作化、文革等运动,绝非只是领导阶层的政策使然,还同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等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些联系的细微和深刻之处,当代小说的挖掘显然并不够。历史与生活,永远既不是单向度的,也不是只有宏大叙事,而必须建基与一个个普通的个体之上。

莫言没有在书中回答这些问题,又或许他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但他写到了另一种理想中的精神,蓝千岁在说野猪刁小三时曾感慨:“我感到这个杂种身上有一种蓬蓬勃勃的野精神,这野精神来自山林,来自大地,就像远古的壁画和口头流传的英雄史诗一样,洋溢着一种原始的艺术气息,而这一切,正是那个过分浮夸的时代所缺少的,当然也是目前这个矫揉造作、装嫩伪酷的时代所缺少的。”历经六世轮回的蓝千岁的感慨,似乎正是莫言的感慨,他既不认同过去,也不认同现在,他崇尚另一种山林野猪般的原始精神。莫言对野猪的精神礼赞,昭示着一种奇特的观念:对现代文明本身的反驳。这一点,直接接续着他的成名作《红高粱》,甚至比《红高粱》走得更远,从人的野性到了动物的野性。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莫言 生死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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